帝国皇家银行的顺利运转与新政在多领域的深耕，如同给这架古老的帝国机器注入了强劲而新鲜的血脉。朝野上下，一派革故鼎新、欣欣向荣之气。然而，权力的重构与利益的再分配，永远伴随着无形的硝烟。当新的力量开始占据要津，旧的秩序虽已支离破碎，但其残留的惯性与人心的微妙变化，依旧在暗处滋生着新的波澜。
得益于“实务特科”的持续推行与格物书院的悉心培养，一批批出身寒微却才干出众的年轻官员，如同雨后春笋般，开始在帝国的权力结构中崭露头角，不再局限于技术性衙门，而是逐步进入决策核心。
陈远因在皇家银行筹建与运营中的卓越表现，已升任户部侍郎，掌管度支，成为帝国财权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引入的复式记账法与预算审核流程，虽让一些老派官吏叫苦不迭，却极大地提升了户部运作的效率与透明度。
数名在漕运、盐政改革中历练出来的干吏，被擢升为地方要员，如江南富庶之地的知府、掌管一方盐场的转运副使。他们锐意进取，将新政理念与地方实际结合，推行得风生水起，其治下赋税增长、民生改善，政绩斐然，成为朝野瞩目的“能臣”。
甚至在都察院、翰林院这等清贵之地，也开始出现格物书院学子的身影。他们或许不擅诗词歌赋，但其奏疏往往数据详实、切中时弊，提出的建议也更具操作性，悄然改变着言官的风气与翰林院的职能。
这些“新枝”的崛起，以其务实、高效、忠诚的特质，深刻影响着帝国的行政风格。他们围绕在林墨轩、郭永清等核心人物周围，隐隐形成了一个以“新政”为纽带，以实务能力为标尺的新兴政治团体，其影响力与日俱增。
新势力的迅速扩张，不可避免地触及了旧有权力圈层的利益与尊严。尽管大规模的对抗已然消失，但暗流之下的抵触、嫉妒与不适，却在悄然滋长。
一些依靠门荫或科举正途晋升、却在新政中未获重用的官员，心中难免失衡。他们不敢公然反对国策，却在私下场合，以“祖制”、“清流”自居，对新兴实务官员冠以“幸进”、“匠气过重”、“不谙诗书礼义”等贬称，试图在道德与文化层面维持其优越感。这种无形的壁垒，在官员交往、升迁评议中，时有体现。
部分被新政触及利益的地方豪强，其反抗形式也变得更加“文明”。他们不再暴力抗法，而是利用其地方影响力与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在诉讼、土地交易、商业竞争中，给新任的“新政官员”设置重重障碍，或是以“民意”为幌子，上书朝廷，控告地方官“行事操切”、“不恤民情”，企图通过舆论施压，迫使能吏离任。
更值得警惕的是，一股试图“修正”新政的思潮，开始在部分高层官员乃至宗室中悄然抬头。他们承认新政带来的国库充盈与效率提升，但认为其“过于严苛”、“有伤宽仁”，主张在保持大局不变的前提下，对清丈标准、盐商准入、漕运考核等进行“适度放宽”，以“安抚人心，团结士绅”。这种看似“中庸”的主张，实则意在为旧势力打开回归的缺口，其倡导者中，甚至包括几位此前保持中立、德高望重的老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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