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墨轩在清江浦船厂的雷霆手段，不仅是为了查案，更是为了“立威”与“立制”。在暂时稳住船厂局面后，他立即以此为基础，开始推行漕运新制的初步试验。
他利用钦差职权，强制要求在船厂的所有新造、维修漕船，必须使用统一核定的物料清单与工价标准，并由书院学子与新任官吏共同监督验收，大幅度压缩贪腐空间。
同时，他选择了一段漕运不甚繁忙的支线河道，试行“官督商运”。他亲自审核了几家背景相对清白、渴望获得运粮资格的民间船队，与他们签订了试运契约，明确规定了运量、时限、损耗标准及报酬，并派员随船监督。
此外，他还强行在清江浦漕丁中，挑选了数百人，试行“饷银直达”。当这些漕丁第一次足额、及时地拿到由朝廷银号发放的饷银时，其感激与震惊之情难以言表，消息迅速在漕丁群体中传开，引发了巨大的震动。
这些措施，如同在死水潭中投入了几块巨石。试行商运的船队高效完成了任务，且损耗极低，证明了新法的可行性；饷银直达的漕丁，士气高涨，对朝廷的忠诚度飙升。尽管这些试点范围尚小，却像星星之火，让无数备受盘剥的底层漕丁和渴望公平竞争的小商人看到了希望。新的制度，在旧体系的肌体上，艰难而又顽强地萌发出了最初的嫩芽
新制的萌芽，必然招致旧势力更疯狂的反扑。漕运利益集团意识到，林墨轩不仅仅是来找麻烦的，更是要来掘他们祖坟的。
数日后，一支执行试运任务的商船队，在通过一处由漕帮势力控制的闸口时，被无故刁难、拖延，险些误期。另一处，几名率先响应饷银直达改革的漕丁小头目，家中半夜被人投石恐吓。
更严重的是，一股强大的舆论压力开始向京城汇聚。数位致仕的漕运老臣联名上书，痛陈“新政乱法，动摇国本”，称引入商运是“与民争利”，饷银直达是“破坏祖制”，攻击林墨轩“年少轻狂，任性胡为”，要求朝廷立即停止漕运改革，召回林墨轩。
同时，潜藏在暗处的对手，也开始将矛头再次指向改革的策源地——集贤阁与苏浅月。污蔑她“牝鸡司晨”、“妄改祖宗成法”的流言再次甚嚣尘上，试图从根源上否定改革的合法性。
面对这来自明暗两处的汹涌反击，林墨轩上疏自辩，据理力争，以试点区域的实际成效驳斥污蔑。夜宸则再次展现其铁腕，将那些联名上书的奏章留中不发，并严词申饬了其中跳得最欢的几人。他对苏浅月道：“蜚语流言，何足道哉？朕之所行，乃为江山社稷，非为堵庸人之口。漕运新制，势在必行！”
然而，无论是夜宸、苏浅月，还是前线的林墨轩都明白，真正的考验尚未到来。旧势力盘踞漕运百余年，其反扑绝不会仅限于口舌之争与些许骚扰。更猛烈的风暴，或许正在那看似平静的漕河之下，蓄势待发。漕渠惊雷已响，新制初立维艰，帝国这艘巨轮，正行驶在改革的最险滩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