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小雨上传完录音的第二天，王老师打开了办公室角落的旧柜子。柜门有些发沉，拉开时发出轻微的摩擦声。他蹲下身，从最底层取出一个纸箱，封口的胶带已经泛黄，边角微微翘起。
他把箱子搬到桌上，撕开胶带。里面是一叠牛皮纸袋，每个袋子上都写着名字和年份。他一张张翻看，有学生画的贺卡，夹着半片干枯的树叶；有一封没寄出的信，折得整整齐齐；还有一堆五颜六色的糖纸，被压得平平的，像是被人小心地抚过很多遍。
他记得那年冬天，林小雨在作文本里夹了一颗水果糖，糖纸是橘色的，上面印着一个小熊。她没写什么话，只是把糖放在本子中间。他批完作业后吃了那颗糖，甜味很淡，但持续了很久。
他把这些东西重新分类，用新纸袋装好，标上标签。糖纸归为一类，信件另放一摞，还有几本学生自制的小册子，封面手写着“给王老师的悄悄话”。他在每袋旁边附了一张便签，只写一句话：“这是他们第一次敢说不一样的话。”
下午三点，他推着一只旧拉杆箱进了校史馆。箱子轮子不大灵活，走起来有点颠。工作人员迎上来，接过箱子，轻放在登记台旁。
“我捐些东西。”他说。
工作人员打开箱子，一件件清点。看到那些糖纸时，她抬头看了他一眼。“这些也要留？”
“要。”他说，“它们和奖状一样重要。”
登记表递过来，他签下名字。笔尖顿了一下，在备注栏写下：“这些东西，本来就不属于我。它们属于那些敢写真实的孩子们。”
工作人员没说话，低头记录。后来她在展区说明的第一行加了这句话。
布展那天，他去看了现场。展品按时间顺序排列，从最早的一封检讨书开始——那是个男生写的，说自己抄作业是因为“不想让爸妈失望”；到后来一封公开信，是高三学生写给全校的，讲自己如何靠写作走出抑郁。中间穿插着糖纸、便签、课堂笔记的复印件。
展板标题写着：《被故事改变的教育者》。
他站在入口处看了一会儿，转身离开。路过前台时，听见工作人员低声对同事说：“这批东西不像是捐赠，倒像是交还。”
他没有回头。
当晚十点，他坐在书房，打开手机朋友圈。相册里有一张刚拍的照片：空箱子倒扣在墙边，背景是校史馆夜晚的灯光，玻璃柜里的展品隐约可见轮廓。他选中照片，点击发送。
配文只有一句：“最好的老师，是和学生一起，留下改变的证据。”
没有点赞提示音响起，也没有评论弹出。他放下手机，起身去厨房倒水。回来时屏幕还亮着，页面显示已发出。他关掉电源，房间暗下来。
几天后，一个女生在校史馆驻足。她盯着其中一袋糖纸看了很久，然后掏出手机拍照。她的朋友问：“你干嘛？”
“这是我小学班主任的习惯。”她说，“每次谁进步了，她就给一颗糖。”
“现在还有人这么做？”
“她退休了。”女生收起手机，“但我今天才知道，原来有人把她做的事记了下来。”
她们走后，值班员调整了展柜灯光。那袋糖纸被照得更亮了些。
又过了两天，王老师在食堂碰见李老师。对方刚看完展览，手里拿着一份打印的展板内容。
“你把那封信也放上去了？”李老师问。
“哪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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