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对刘文济的那一系列意见与措施，刘文渊是最冷淡的，从头至尾，就没有认同的点。但是，当其他诸王都被刘文济一一摆平之后，安东这个名义上的诸国之首，其意见并不是那么重要了。
至于安西、康居二王，都继位不久，都面临着初承王冠的各项挑战，尤其是安西王刘文泽，外有伽色尼王朝的侵袭，内有“二侯”挑战，是最需要朝廷支持的时候，哪敢真的和朝廷对着干。
这一条，显然是为康居灭于阗之事，再打一道预防针。不过，能够预防多久，就得看时势变化了，毕竟，所有条制约法，归根结底，还是建立在强权与实力上的。
对其而言，细水长流才是大道，而刘文济所做宗藩关系改革，正是一条健康、长久的康庄大道，比起无尽的扯皮与矛盾，账目清晰的日子，过起来才舒服从容。
毕竟，开荒的事情，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又辛苦，还容易死人，哪怕到如今，刘晅那所谓封国的秩序，都是邻居北鲁国帮忙维持着，也只停留在一个极低的水平。
比如，中枢将彻底停止对诸国无偿性的援助支持（这一点实则在过去始终延续保持着，只是规模、频次大大压缩了，这些在插手各国事务、“指导”各国事务的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取而代之，是各国当依宗法，每年向中央朝贡，朝廷再视情况予以回馈。
当然，对于这次大会的结果，显然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总有觉得自己损了、亏了，甚至被打压的。比如安东王刘文渊，脸色深沉，一言不发，但是个人都能感受到他内心的不满与不甘。
最能与刘文济叫板的，乃是楚王刘曙，而事后，表现得最从容恬然的，依旧是他。除了让人将会议结果以及新法约定以公文形式，发回林邑，让世子刘文演及林邑的权贵们根据新法，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之外，刘曙没有更多的动作与言语。
汉地人口，是关乎三国统治根基的核心问题，在此事上，他们也不敢怠慢，至少当下，在中央权威强盛，掌握着“人口武器”，对他们具备深刻而重大的影响，根本不敢跳反。毕竟，所处环境不同，面对的敌人与形势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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