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法条之中，还有诸如海内外封国民，在汉则必须遵守帝国法律，如有逾制违法，必以汉法处置。这是最早的“法条”之一，但被刘文济重复提及，针对就是安东国，因为就属于安东的商民最不守规矩，最好侵犯帝国官民利益。
当下前中央的权威，朝廷的实力，也不是诸国可以抗衡的，即便有些国家的翅膀，看起来也硬了。但是，帝国或许没那么容易成事，但坏其事可是轻而易举，中枢毕竟掌握着大义与法理，这些影响都不是由帝国孵化出的大小封国们能够轻易摆脱的。
但刘晅积攒的那些财富，除了履行一个守财奴的本分将之贮藏起来，就是用在九江王府上下的奢侈享受。显然，刘晅并没有多少觉悟，并不明白，国家之经营，远比金钱之经营要贵重得多。
而北廷王刘文共，作为封国实际的开创者，其见识眼光都不差，并且在其为北廷制定的国家发展战略中，与维系帝国关系，加强宗藩往来，是其核心内容。
比如，帝国中央朝廷放弃对封国各项内政的干涉，仅保留在外交、军事、宗法上的话语权，同时朝廷也将进一步撤还南洋驻军（除海军以外，规模已经不足三千，南洋诸国在国家安全上已基本自理）。
相比之下，只有安东国是油盐不进的了，刘文济的那些关系梳理、宗藩条例、利益收买，对安东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一旦中枢权威不在当然，提这种可能，本身就没有多大意义，这套“新法”本身就是在帝国强盛时期的背景下制定的，这也是能够推动并实行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