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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建隆五年的大汉帝国，从各方面进行着更新换代，人事变革是最显著的特征，经过了平康—端拱时代的“贵族政治”之后，到建隆五年，以寇准、张知白、王钦若、丁谓、陈尧佐为代表的庶族官僚，再度掌握朝廷大权。
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也与一大批强悍老贵退出历史舞台有关，事实上，勋贵集团与帝国体制的结合是根深蒂固的，对帝国军政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在全国范围内，依旧有一大批的要害职位由功臣勋贵后裔占据，以及更多的官僚以勋贵“门徒”的身份充任要职。
只不过，在帝国中枢层面，贵退庶进，是一种趋势，至少仅靠杨延朗、韩承均、曹玮三人代言发声的情况，半个多世纪以来还是头次。因此，在又一批俊才崛起并掌权之前，有些蛰伏也是很正常的。
而在这段时期，皇帝有一项举措，就引起了广大勋贵群体的不满。表面上看来，只是一项任命，关于郭仪之后兵部尚书的任命，在这个人选上，刘文济没有按照一直以来的习惯，从勋贵大臣中选择，而是提拔了另外一名庶族官僚，山阳布政使张俭。
张俭，字仲宝，幽州宛平人，雍熙四年状元，历任侍御史、永昌令、青州知府、洛阳府判官、河北转运使等职，在雍熙诸多名臣中都是顶尖人物。
履历丰富，才识超群，根本无需担心张俭的才干是否足以担当兵部尚书之任，他可不是完全不通兵事的文臣，还曾担任过西北巡检使，主持过对青海地区贼乱的平定。
然而，兵部尚书之任，并不只是军政才干的问题，自世祖时期起形成的规矩，必须得考虑其身份，具体地讲必须是行伍出身，后面又发展成必须是军功贵族出身。
虽然只是长期以来朝廷上层权贵中之间形成的一种潜规则，并未清晰地总结成条例写在《汉制》、《会典》中，但这种由上下达成共识的东西，很多时候反而比那些写成条文的制度更具约束性。
而一直以来，不管朝廷上层政治斗争如何激烈，范围如何广泛，但枢密使与兵部尚书二职，始终都由军旅以及勋贵出身的大臣担任，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未改变过。
可以说，枢密院与兵部尚书就是大汉帝国军功贵族阶层的自留地，是他们在朝中话语权的保障，他们内部或许会发生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整体的利益也绝不容许被侵犯。并且，这样的模式，也在特殊时期对帝国的稳定治安起到重要作用。
而刘文济启用张俭的行为，显然是一种破坏潜规则的行为，必然会得罪勋贵阶层，尤其引发那些仍旧在帝国军队中掌握着话语权的军功贵族的不满，也必将引起反弹。
刘文济这个人，行事素来谨慎，也一向谋定而后动，他当然清楚所谓的潜规则，也明白任命张俭会引起的反响乃至反抗，但他依旧做了，做得异常坚决。
原因自然也是多方面了，加强自己对军队的控制权与影响力是一方面，主管全国军队后勤调度事宜的兵部，就是这样一个在作用上不那么显著，但极其要害的位置，对刘文济来说也是一个不错切入点。
当然，如果仅仅因为要掌握军权，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刘文济也实无必要把张俭抬出来。毕竟，通过对一些勋贵子弟的任用，以及他一直在默默有序提拔的庶族将领，同样能做到。
根本原因在于，刘文济对自世祖时代奠定的“文武相制”的格局，不满意了。打破潜规则，对破坏者来说，旧有的规则有其不足之处、有其必破之处。
所谓文武相制，要的是一个平衡，文与武、贵族与庶族之间的平衡，然而实事求是地讲，这个所谓的平衡，早就已经失衡了。
权与贵之间，从来没有标准明确的界线，即便是世祖皇帝，一边打造培养帝国柱石的军功勋贵集团，另一方面又大力提拔庶族官僚以作制衡，然而，最终实现的平衡，还是靠着皇帝本身的权威与手段。
另一方面，帝国勋贵，在常年保持着对军队强大影响力的同时，其触角早已触及到帝国事务的方方面面，这种情况，世祖、太宗能够压制住，康宗是不在意，等到刘文济，在帝位日益巩固，羽翼已然丰满的情况下，他决定动手做些改变。
张俭这个文人夏官的任命，就可以看作一种试探，而这份试探，在任命前后，都引起了堪称激烈的反弹。刘文济对杨氏的格外恩宠，也未尝不是这种反弹带来的压力，他也需要笼络一部分军事权贵家族，以安抚勋贵内部的不满情绪
如果说太宗皇帝在治政改革过程中的顾虑，多来自于他的谨慎与包容，那么刘文济的诸多顾虑与忌惮，那就是他实在没办法，现实条件就是如此。
就在建隆五年秋，刘文济下诏，立枢密使杨延朗孙女杨偲为皇后（刘文济的原配李皇后于建隆四年冬病逝），于是，杨家出了两个皇后（康宗的皇后乃杨延昭之女），杨氏家族之显赫，当世无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