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塔林的清晨，我搭乘一辆慢速列车南下。列车穿越田野与松林，车窗外霜雪未融，土地仿佛还沉睡在冬天的被褥之下。三个小时后，塔尔图的名字在站牌上出现，我站起身，心中浮现一句话：
“若塔林是王冠的光芒，那么塔尔图，就是沉静思想的心脏。”
我翻开《地球交响曲》的新页，写下：
“塔尔图——智慧之河畔的永恒课题。”
塔尔图，一座环绕在伊玛尤河畔的大学城，爱沙尼亚第二大城市，却有着与首都截然不同的气质。
我抵达时，阳光穿过稀薄的云层，洒在河面上，如同撒下一层温暖的金箔。河边的柳树披着寒露，风一吹，仿佛披上了微光的斗篷。
我在河畔坐了很久，望着划船训练的学生、沿岸小跑的居民与扶着画架作画的女孩，这座城市，像一场永不退潮的温柔对话。
我写道：
“伊玛尤河不是塔尔图的风景线，它是这座城市的心跳。”
我走上河中那座旧桥，桥边石碑上写着塔尔图的古名“多尔帕特”。那是日耳曼骑士留下的印记，如今已被翻译成爱沙尼亚式的低语——塔尔图用河水，把时间轻轻洗净。
桥下，一群孩子在做物理实验，放着纸船比赛，几个大学生边跑边讨论课程，一位母亲牵着孩子静静散步。我感受到一种平静力量，仿佛知识并非抽象，而是日常。
我走入塔尔图大学时，仿佛踏入了知识的圣坛。
这所大学建于1632年，是波罗的海地区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主楼正中是新古典主义建筑，两根白柱撑起门廊，门口雕像神情肃穆。
我在草坪上遇到一位哲学系学生雷因。他邀请我旁听他们的公开讲座：“我们今天讲自由意志与数码人格。”
在一间老礼堂，我听着教授娓娓道来，从斯宾诺莎谈到当代人工智能伦理，学生们发言激烈而有礼。这种平等式对话让我想起初读《苏格拉底答辩》的年代。
讲座后我与雷因聊了许久，他说：“在塔尔图，疑问才是我们的信仰。”
我们在图书馆中继续交谈，翻阅一本本爱沙尼亚语写成的古籍。我翻出一页边角写着笔记的页面，那是某位学生记录下的个人思辨：“唯有在不确定中，人才能真实地活着。”
我写入书中：
“塔尔图不是知识的归宿，而是问题的栖所。”
图书馆角落有一间静思室，墙上只有一幅画——深蓝夜空与一只漂浮羽毛。我坐在那幅画前静静冥想，仿佛知识的重量在此刻被轻轻托起，不压迫，而是邀请。
我走进了爱沙尼亚国家文学博物馆，那是一座藏书百万、低调宁静的空间，外观像是一栋旧砖楼，但内部藏着一整个民族的灵魂。
展厅中，一面墙上刻着无数作家的名字，他们用爱沙尼亚语写下这片土地的疼痛与荣耀。解说员带我看一首诗，那是战时流亡者写下的——“我用背影背起这块土地，把它带进梦中。”
我忽然明白，在被殖民、战争与分裂撕裂的年代里，文学不是奢侈品，而是自我保存的方式。
我静静站在一张放满泛黄稿纸的桌边，写下：
“塔尔图的文学，不是讲故事，而是替一个民族记住它自己。”
随后我走进一间小展室，墙面播放着一位诗人的采访。她说：“我们不是为了表达才写作，而是为了不被遗忘。”
另一个展区展示着地下刊物和抵抗诗人手写的小册子，字迹潦草却燃烧着一种“必须说”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