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蒂拉斯波尔出发的那天，天未亮，雾气浓重，像是一层不愿散尽的旧梦。大巴缓缓驶离德涅斯特河畔，我望着窗外田野渐次铺展，坍塌的房屋、倒伏的麦浪、残破的电线杆，仿佛在眼前翻阅一本东欧的手抄史书。长途公路如命运的皱褶，在薄雾中蜿蜒指向远方。
文尼察——这个在地图上并不起眼的小城，却在我抵达之前，已悄悄在我心中埋下伏笔。
她不像基辅那样高调，也不似利沃夫那样优雅，她更像一个静默在秋阳下织毛衣的老妇人，等你靠近时，轻轻抬头，嘴角一笑，仿佛说：“你终于来了。”
我翻开《地球交响曲》的新一页，在淡蓝色纸面写下：
“文尼察，是一封盖着晨钟印章的旧信，寄自时光深处，专为那些不愿遗忘温柔的人。”
抵达文尼察，是在一个晨雾未散的八点。
火车站不大，却精巧温润。白色石拱顶在雾中浮现轮廓，红色屋瓦带着些岁月的沉静。站前广场被雏菊与金盏菊包围，一位老人坐在木椅上拉着手风琴，音符如絮，轻柔缠绕。
八点整，铜钟敲响，钟声低沉，不刺耳，却震人心魂。那一刻，整个城市仿佛从梦中苏醒。
我没有掏出地图，也没有急着赶往旅店。我站在广场中央，看着花坛与灰瓦交织出的画面，内心罕见地沉静下来。
我的住处，是一栋隐匿在老城区的蓝灰色木屋。门口是一块高大的向日葵板墙，窗台摆着发白的搪瓷茶壶。
女房东卡捷琳娜是位六十出头的老妇人，面容带笑，目光却透着洞察一切的温和。她递给我一杯热蜂蜜柠檬水：
“在文尼察，时间不赶人。你要学会慢。”
我喝了一口，那杯水仿佛将一路奔波的疲惫揉进心脏深处。那一刻，我仿佛听懂了这座城市的节奏：不急、不喊、不争，但温热着你的灵魂。
她领我在屋后看院子，那里有一架斜倚的木梯通往二楼，一面牵牛花的绿墙下是木凳和泡着干百里香的玻璃罐。她说：“你晚上若想写字，就在这儿写。文尼察的夜静得像厚被子，你的句子不会被风吹跑。”
我笑了。那一刻，我知道这城市不仅仅是我的落脚地，而是旅途中的一处灵魂据点。
翌日清晨，我沿着小路前往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念公园。
那里不显眼，甚至没有多少游客。远处一排锈色高树立着，像沉默的守灵人。士兵雕像在晨光中立得笔直，仿佛还在等待命令，而地上的黑色碑石上，密密镌刻着无数个姓名。
我在碑林间游走，心中泛起一种无言的敬意。每一块碑面，都是一个家族的碎裂与延续。
我在一尊手执包扎带的医疗兵雕像下停下，一位老者坐在长椅上，穿着旧军服，手边放着紫罗兰与一顶皱巴巴的军帽。
“您曾参战？”我问。
他看着远方，说：“我那年二十岁，在布罗迪，亲手缝过三十七个伤兵的身体，但不是每个都能救活。”
“后来呢？”
他点头：“后来我没死。但心里死过一次。”
他转头望着我：“和平，不是结束，而是你终于可以坐在这里，吃块糖，也不怕炮响。”
他说完，取出一张发黄的照片递给我，那是他年轻时穿军服的模样，身后是燃烧的医疗车。他说：“那场火，我以为永远烧进我梦里，但你看，现在我连照片都敢拿出来了。”
我写下：
“和平，是伤口不再流血，名字得以刻在石上，回忆不再颤抖地逃避。”
午后，我沿南布格河散步，前往那座据说是“东欧最大”的浮动音乐喷泉。
但意外地，它停运了。没有灯光，没有水舞，没有交响乐。水面沉寂如镜，倒映着缓缓滑过的云影。
我原本想离开，却不经意走进了一条沿岸的玫瑰长廊。
那是一道漫长花道，各色玫瑰盛放——红得像燃烧的信仰，白得像战争留下的骨灰，粉得像无言的初恋。花影在阳光与风中轻轻晃动，如同无声的交响。
我在长廊尽头的石椅坐下，看到脚边一块鹅卵石碑，上面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