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车窗外的山岭渐渐收紧，河流转为低沉的呜咽，我知道，我即将抵达哥里——这座躲藏在里赫维河谷中的城市，如同格鲁吉亚胸膛深处的一枚沉默之石。它不像第比利斯那般喧嚣，也不如巴统那样浪漫，但它的每一条街巷、每一块砖石、每一道风声，都裹挟着厚重的历史气味。
我翻开《地球交响曲》的新一章，在页眉写道：“哥里，是一种不能回避的沉重，一段不能遗忘的历史，一个国家灵魂上最深的一道刻痕。”
哥里的名声，无法与一人分离——约瑟夫·斯大林。尽管当代格鲁吉亚对这位曾统治苏联的铁腕领袖有着复杂而矛盾的情感，但他的出生地，却仍以极强的力量牵引着外来者的目光。
我走入斯大林纪念馆，那是一栋苏式古典结构的大楼，红色大理石铺陈，柱廊高耸，宛若历史的某个纪元仍未退场。大门缓缓开启时，一股冷峻的气息从门内扑面而来。
馆内陈列着斯大林的遗物、手稿与画像。展馆外，一节灰绿色的火车车厢孤零零地立在广场角落，那是他赴雅尔塔会议时的座驾。车厢内部陈设简朴，却透露着一种控制全局的力量象征。
馆内一位年长讲解员望着我，语气平缓：“我们不为他辩解，也不为他遮掩。我们只是把事实摆出来，让时间决定他的位置。”
我沉默地点头。在纪念馆最深处，我看到了斯大林年幼时的画册，他写下的诗，甚至他母亲留下的一封信。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再伟岸的权力，终究也来自某个家庭、某条街、某间教堂、某一座山谷。
在出口处，我站在阳光与阴影交织的柱廊下，听见身后游人低声交谈。那不是评价，而是试图在理解与谅解之间找到一个安放历史的方式。
我在笔记中写道：“哥里，是一面镜子，照见的不只是领袖的背影，更是历史的灰影如何沉入民族的骨头里。”
离开纪念馆后，我走进哥里的老城区。街道比巴统窄，气氛比第比利斯更沉静。这里没有高楼，只有低矮的砖屋与风蚀的墙角，仿佛每一块石砖都曾经挡住过一次风暴。
我路过一所小学，校门口是两棵老槐树。放学的孩子们跑出来，有的踢着石子，有的用格鲁吉亚语大声朗诵诗句。他们天真无邪的笑声在空中回荡，仿佛是在抵抗某种无形的哀伤。
一位教师邀请我入校短暂参观。他带我看了一间多功能教室，墙上挂着格鲁吉亚文的英雄传记，也贴着联合国难民署的图标。
他说：“2008年的战争让我们明白，和平不是一个词，而是一种被用血代价换来的日常。”
他的眼神不带怨恨，却有一种从骨子里生出的疲倦。我低头看着脚下那些开裂的地砖，仿佛每一道缝隙都藏着一个孩子不该知晓的梦。
离开时，操场上一面旧旗帜在风中缓缓飘扬，我久久不愿移开视线。它不再鲜艳，却在日晒雨淋中呈现出更坚韧的色彩。
我写道：“哥里的砖墙并不需要修复得像新楼，它们的裂缝，就是对战争最直接的记述。”
下午，我去了乌普利斯齐赫——那是一座距哥里不远的岩洞古城。其名意为“上帝之堡”，整个遗址都是从褐色岩石中凿刻而出。
我站在崖顶，俯瞰里赫维河蜿蜒流淌，阳光照在岩壁上，投下万年未改的阴影。我仿佛置身某个早已失传的文明记忆中。这里曾是公元前的宗教中心、丝路驿站、甚至是临时王宫。如今，只有风声从空洞的洞穴中穿行，像在唤醒沉睡中的神灵。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