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第二类精英阶层，我们民政院准备：以官位和地位为饵，诱其彻底归附”
“以上是针对第一类基层百姓的，他们的核心诉求是生存与发展，我们用土地满足他们，驱动他们，这套小连招下来，两千两百三十多万的高丽农民很快就能完全和我们九州文化捆绑在一起。”彭立清话锋一转。“而现在，我们要面对的是第二类人，占比高丽人口不到一成，只有三十多万人的——高丽原有的乡绅、知识分子、贵族后裔。”
“他们大多已经脱离了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社会地位、政治权力和精神满足，对于这些人，简单的土地诱惑已经不够力度。”
他的声音带着一种洞悉人性的感觉：“对于他们，我们要打开一扇更具诱惑力，但也需要他们付出更大、更痛苦代价的晋升之门——允许他们经过考核和‘改造’后，进入高丽行省乃至未来九州本土的官场体系！ 给予他们梦寐以求的地位和权力！”
“而拿到这扇门的钥匙，就是远比底层农民更为彻底的、无法回头的——‘投名状’！”彭立清一字一句地说道，“此乃 ‘以史为证’的终极秘诀，专门针对这些有可能成为抵抗核心的精英阶层，要求他们主动归附、亲手摧毁其原有的文化和历史立场，彻底断绝退路。”
他详细说明了这“投名状”的形式：
“我们将在平壤设立‘高丽行省史馆’，以高官厚禄招募那些愿意合作、在高丽本土有影响力的学者。他的声音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压迫感。
“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前述《高丽生成记》的基础上，编纂一部更为详尽、系统、‘学术’的《高丽汉裔源流史》，这部史书必须‘严密论证’高丽半岛自古就是九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历史上的王室和贵族，都是箕子的直系后裔，高丽文化自始至终都是九州文明的一个地方分支，毫无独立性可言。”
“而他们的‘投名状’就是，”彭立清强调“必须亲自在公开场合，在众目睽睽之下，焚毁他们个人珍藏的，或者家族传承的旧版高丽史书、地方志、乃至族谱！并且，必须在他们新主编的报刊上，公开发表言辞激烈的文章，彻底否定和抨击过去一切高丽独立史观，将其斥为‘数典忘祖、荒谬至极的异端邪说’！他们必须用自己的笔、自己的声望，亲自为我们炮制的新历史叙事站台、背书，并亲手埋葬旧的历史！”
“对于那些愿意归顺的高丽贵族、世家，光修史还不够。”彭立清推出了更绝的一招，“我们要求他们交出家族世代传承的、象征着其历史与荣耀的礼器、古籍、祖先画像、族谱原件等珍贵物品，这些物品将作为他们‘认祖归宗’的‘物证’，上交给我们指定的博物馆或档案馆‘保管’。”
“随后，我们会组织‘权威专家’对这些文物进行‘鉴定’，并对外公布‘权威结论’，断言它们无论从形制、纹饰、材质还是记载内容，都‘清晰无疑’地证明了其源于中原某朝某代，是九州文明在该地区的体现。”
“这个过程的本质，”彭立清一针见血地指出，“是剥夺他们赖以自豪和凝聚家族的历史凭证和精神根基，当他们亲手交出家传族谱、祭祀礼器的那一刻，就等于在事实上和精神上，自己挥刀斩断了与高丽过去的一切联系，他们失去了证明自身历史独立性和文化独特性的最有力物证，从此只能像无根浮萍，完全依附于我们提供的新的身份叙事和权力体系。”
彭立清总结这针对精英的策略，语气中带着运筹帷幄的自信：“少帅，这些计划旨在彻底瓦解高丽社会原有的精英结构和文化领导权，通过要求他们主动背叛和摧毁自身的历史文化根基，使其无法再以高丽精英自居，他们交出的‘投名状’越彻底，就越无法回头，只能死心塌地地成为新秩序的一部分，甚至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会比我们更卖力地去维护和推行这套新秩序，去打击那些不愿归化的‘顽固分子’。”
最后彭立清脸上洋溢着构建了庞大系统工程的豪情与疲惫交织的复杂神色：“少帅，您看，这整个体系环环相扣，针对不同群体，精准施策：
对底层，是 ‘文化的臣服’（改姓易服）加上 ‘社会的捆绑’（联宗联保）与 ‘利益的驱动’（土地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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