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员？”父亲脸上的红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去，眉头紧紧拧成了一个疙瘩，声音也沉了下去，“为啥？当兵好好的，咋就把铁饭碗给扔了？那保卫科多清闲，多少人想进都进不去！”
“北娃，你跟妈说实话，是不是……是不是在部队犯啥错误了？”母亲的声音带着明显的惊慌和恐惧，手都有些发抖。
“没有！真没有！”夏侯北急忙解释，语气不由得激动起来，“我就是……就是觉得那种一眼能看到头的生活没意思！我想……自己想点办法，闯一闯！”
“闯？你拿啥去闯？！”父亲的语气陡然变得严厉起来，把手中的酒杯重重顿在桌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酒水都溅了出来，“你以为外面的钱是地上捡的？咱家是啥条件你不知道？要钱没钱，要关系没关系！你一个当兵回来的，除了有几斤力气，还能闯出个啥名堂？！你这不是胡闹吗！”
母亲在一旁开始低声啜泣，用围裙角擦着眼睛，饭桌上的饭菜，此刻都失去了味道。
昏黄的灯光下，父母脸上那浓得化不开的担忧、不解，甚至是一丝失望，像针一样扎在夏侯北的心上。家里依旧简陋的摆设，墙上剥落的墙皮，角落里堆放的破旧杂物，所有的一切，都构成了一种巨大的、令人窒息的落差感。在部队，虽然纪律严明，训练艰苦，但目标明确，集体温暖，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和青春的热血在支撑着他。可回到这里，现实的贫困、观念的碰撞、父母沉甸甸的期望，像一张无形而坚韧的网，将他紧紧缠绕，让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
第二天，他还是去了趟市民政局，办理最后的复员手续。办事窗口后面坐着一位面无表情的中年妇女，隔着厚厚的玻璃，语气冷淡地递给他几张需要填写的表格和一个装着微薄复员费的信封，程序化地交代：“手续齐了。工作问题自己想办法解决啊，现在都市场经济了，不兴包分配那一套了。”
揣着那叠薄薄的、却仿佛有千斤重的钞票，走在既熟悉又陌生的街道上，夏侯北感到一阵深入骨髓的茫然。街上的年轻人穿着他叫不出牌子的时髦衣服，拿着小巧的手机，谈论着他完全听不懂的网络游戏、明星八卦和创业项目。他穿着一身过时的旧军装，挺直的腰板和寸头，在人群中显得格格不入，像一个刚从另一个时空穿越回来的异类。
他鬼使神差地走到了红星机械厂的大门口。锈迹斑斑的厂牌斜挂着，穿着灰色旧工装的工人们慢悠悠地进出，脸上带着一种麻木的平静。门卫室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正靠着椅子打盹，收音机里咿咿呀呀地放着戏曲。这就是父母眼中最好的归宿，是“稳定”的代名词。他停下脚步，目光复杂地看了很久，那沉闷的氛围几乎让他喘不过气。最终，他猛地转过身，几乎是逃离般地快步离开。
晚上，几个听说他回来的儿时伙伴过来串门。其中一个是初中毕业就去了南方打工的，如今说话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言谈间离不开“搞钱”、“老板”、“项目”、“回扣”这些词汇。
“北哥，不是我说你，当兵有啥劲？浪费两年青春！你看我，虽说在厂里三班倒辛苦点，但一年下来，省吃俭用也能攒下这个数。”伙伴伸出几个手指，脸上带着显而易见的得意，“咋样？跟我去南方吧？我们厂里正缺个保安队长，我跟主管熟，帮你打个招呼，肯定比你在老家守着强多了！”
夏侯北勉强扯出一个笑容，没有接话。伙伴口中那个唯利是图、喧嚣浮躁的世界，同样让他感到强烈的排斥和疏离。他仿佛被困在了一个夹缝里，一边是父辈眼中死气沉沉的“稳定”，一边是同辈追求的急功近利的“搞钱”，这两条路，似乎都不是他想要的。
夜深人静，他躺在自己那张硬邦邦的木板床上，双手枕在脑后，望着窗外被窗棂分割成几块的、稀疏而寒冷的星光。军营里整齐划一的营房、黎明时分嘹亮的起床号、训练场上战友们生龙活虎的面孔、演习时震耳欲聋的炮火声……这些场景清晰地浮现在眼前，鲜活而热烈，却又遥远得像一场绚烂而短暂的梦。而归乡后这冰冷、沉重、令人窒息的现实，像无声而冰冷的潮水，正一点点地蔓延上来，试图将他吞噬。
前路在哪里？梦想又在何方？他下意识地握紧了拳头，骨节发出轻微的“嘎巴”声。那身已经脱下的军装，整齐地叠放在床头，似乎还残留着身体的温度和军营的气息，但脚下的路，却已陷入前所未有的浓雾之中。复员的选择，如同亲手斩断了连接岸边的缆绳，他驾驶着一叶孤舟，被迫驶向一片未知而汹涌的海域。而第一个扑面而来的浪头，已经打得他晕头转向，浑身湿透。这归乡的落差，远比想象中更加深刻，更加刺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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