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埃利奥特·吴的书面质询函,以一家注册在瑞士、关注全球健康伦理的公益基金会名义——该基金会由苏晴通过复杂但干净的渠道远程操控——通过正式的外交邮件渠道,送达了他所在的大学伦理委员会和生物伦理研究中心。
函件措辞严谨,援引了国际通行的研究伦理准则,列举了埃利奥特·吴近年来参与评审的、由“远帆信托”及其关联资本资助的多个基因编辑临床试验项目。这些项目的名称和地点做了技术性脱敏,但保留了可追溯的关键特征。函件指出,这些项目在短期内密集获得“风险可控”的伦理意见,与同一顾问其他项目的评估分布存在值得关注的统计差异。函件并未直接指控任何不当行为,而是基于学术透明和公众信任的原则,请求该机构说明其内部针对此类情况——即伦理顾问长期、高频服务于单一资本关联项目——的利益冲突审查机制、具体操作流程,以及是否有针对评估结论一致性的内部复核程序。
这是一颗裹着糖衣的合规炮弹。大学伦理委员会无法像对待匿名网络质疑那样置之不理。他们必须回应,而任何回应都可能留下记录,暴露出流程上的模糊地带,或者迫使他们对埃利奥特·吴的顾问活动进行更严格的内部审视。
压力开始从学术圈的泛泛讨论,转向具体机构的合规问责。
效果比预想的来得更快。三天后,林晓监控到埃利奥特·吴的个人学术日程页面出现更新,其原定于下月参加的几个国际会议和闭门研讨会被标记为“因日程冲突取消”。与此同时,他所在研究中心官网的“活跃项目”列表中,几个由“远帆信托”间接资助的合作研究项目状态悄然从“进行中”更改为“资料整理与结题阶段”。
“他在收缩战线。”林晓分析,“取消公开露面,淡化与敏感资助方的项目关联,这是典型的防御姿态。大学方面可能已经给了他压力,或者他自己预感到了风险。”
“还不够。”余年看着屏幕上的动态,“这只是让他暂时缩回壳里。要让他感受到真正的痛,必须触及他的核心价值——声誉和学术影响力。苏晴,我们掌握的、关于他与诺亚项目具体关联的线索,比如那份被篡改的早期风险评估报告的可能流向,能不能在不暴露来源的情况下,透给一两家以揭露学术不端闻名的调查记者或机构?”
“需要非常精巧的设计。”苏晴思考着,“报告本身不能直接给,但可以引导他们去挖掘诺亚‘曙光’项目审批过程中的伦理审查环节,特别是外包给独立顾问的部分。结合埃利奥特·吴公开的行程、合作者名单,以及‘远帆信托’的资金流向时间线,聪明的记者应该能嗅到味道。我们可以通过多个匿名且互不关联的渠道,提供这些碎片化的‘疑问’。”
“去做。把握好节奏,让火慢慢烧起来。”余年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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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那边,“扳手”传来了第一份报告,内容简短,通过预设的、无法追溯的死信箱系统获取。报告证实了“海之星”公司支付的修船厂位于巴拉望岛西岸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村庄,厂子很破旧,但近期确实维修过一艘中型拖网渔船,船的特征与“卡利博之星”吻合。维修内容是“船尾传动轴密封更换和螺旋桨校正”,看起来很合理。
但“扳手”在报告末尾附了一句:“厂里老工人喝酒时说漏嘴,那船靠过来时,晚上有别的快艇靠近,搬了些箱子上去,不是渔获,箱子有冷藏标志。厂老板的侄子跟南边‘海豚’的人混过,那几天也在厂里晃悠。”
“海豚”?周晓芸立刻检索了这个代号。在东南亚海域走私黑话里,“海豚”有时指代专门从事“特殊活物”运输的小团伙,比“幽灵船队”更松散、更底层,通常接一些短途、高风险、要求隐蔽性高的“小件”运输。
“卡利博之星”在维修期间,有“海豚”的人接触,还搬运了冷藏箱。这印证了它作为“幽灵船队”补给船或中转船的角色,也可能意味着它在进行“特殊订单”的零散交接。
“让‘扳手’想办法,在不暴露的前提下,摸清那艘靠近的快艇可能属于哪个‘海豚’团伙,或者有没有留下什么特征。另外,查一下厂老板侄子的底细,看他现在跟谁混,有没有可能发展为眼线。”老周指示道,同时通过中间人安排了额外的资金。
海上调查的线头,似乎从“卡利博之星”这根大绳上,分出了一缕更细、但也可能更接近末端交易的丝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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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婕的沉默观察期结束了。一天下午,在心理医生的陪伴下进行放松练习时,她忽然对着空气比划了一个类似滑动屏幕的动作,然后食指在某处“点击”了一下。
“点了什么?”心理医生温和地问。
许婕愣了愣,似乎自己也才意识到这个动作。她看着自己的手指,犹豫地说:“……红的……变黄了……警报……声音停了……”
红的变黄?警报停止?这听起来像是操作界面上的状态指示灯变化,以及确认某个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