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莱佛士酒店。
埃利奥特·吴在套房里来回踱步。他刚刚接到了一个加密电话，来自“上面的人”。
通话很短，但内容让他心惊。
“东海团队已经盯上了周长青。他们在马尼拉动了桑托斯。论坛期间，他们会有所行动。你做好准备。”
“什么行动？”埃利奥特·吴追问。
“公开指控。可能会涉及你。记住，无论发生什么，咬定‘学术争议’和‘商业抹黑’。不要承认任何与‘灯塔’或人体试验的关联。周长青那边，我们会处理。”
“处理是什么意思？”
“让他‘生病’，无法出席论坛。或者，让他永远闭嘴。”
电话挂断了。
埃利奥特·吴感到后背发冷。他虽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诺亚资本背后不干净，但“永远闭嘴”这种话直接说出来，还是超出了他的心理承受范围。
他走到窗前，看着新加坡河两岸的繁华夜景。两天后，这里将聚集全球生物科技领域的顶尖人物。而他将站在聚光灯下，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和自由而战。
手机震动，是一条新信息。来自一个陌生号码，内容只有一句话：
“周长青已购买明早飞往柬埔寨金边的机票。航班号k6 238，上午10:30起飞。”
埃利奥特·吴盯着这条信息，手指微微颤抖。
周长青要跑。在论坛开始前一天，突然要离开新加坡，飞去柬埔寨。
是因为压力太大，还是因为收到了“处理”的警告？
他该怎么做？阻止周长青离开？还是任由他走，让东海团队失去在论坛上当面对质的机会？
思考良久，埃利奥特·吴回复了那条信息：
“确保他顺利登机。”
发送后，他删除了信息记录。
窗外，新加坡的夜晚依旧璀璨。但埃利奥特·吴知道，黑暗已经笼罩过来，而他自己，正站在光与暗的交界线上。
退一步是深渊，进一步，也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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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中午十二点。
程日星收到了来自新加坡的监控警报。
“周长青更改了行程。”他向余年汇报，“他原定明天下午飞回东海，现在改签了明早10:30飞往柬埔寨金边的航班。理由填的是‘家庭紧急事务’。”
“家庭紧急事务？”余年皱眉，“他在柬埔寨有家人？”
“查过了，没有。他妻子和孩子都在东海。柬埔寨那边，他只有一个远房表亲，多年没有联系。”程日星说，“这明显是借口。他想在论坛开始前离开新加坡。”
“察觉到危险了。”余年沉思，“或者说，有人让他离开。”
“要阻止他吗？我们可以通过合法途径，比如向新加坡警方举报他涉嫌犯罪，要求限制出境。”
“证据不足，新加坡警方不会受理。”余年摇头，“而且，如果他真的跑了，反而说明他心虚，这对我们后续的舆论战有利。”
“但论坛上就少了一个直接对质的目标。”
“也许不需要对质。”余年眼中闪过锐利的光，“他跑，本身就是一种供认。我们要做的，是在论坛上公开他‘仓皇逃离’的事实，质问：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为何在重要国际论坛前夕突然飞往柬埔寨？是因为害怕面对什么吗？”
他调出论坛议程：“周长青原本要在第二天下午主持分论坛。如果他缺席，主办方需要临时调整。我们可以通过关系，在分论坛上插入一个‘特别环节’——比如，播放一段许婕的视频证词——当然要处理画面和声音，讲述专利被夺、男友被害的经历。然后主持人问：原本应该坐在这里的周长青教授，您曾是许婕父亲的学生，您对此有何评论？”
“但周长青不在场……”
“就是要他不在场。”余年说，“让所有与会者看到，被指控的人不敢露面。让问题悬在空中，让猜疑发酵。”
程日星明白了这个策略的杀伤力。在舆论战中，有时缺席比在场更有冲击力——它制造了想象空间，也坐实了心虚的指控。
“那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
“两件事。”余年部署，“第一，严密监控周长青的行程，确保我们掌握他的一举一动。第二，准备论坛上的‘意外环节’，联系可靠的主办方内部人员，做好预案。”
“另外，”他顿了顿，“马尼拉那边，桑托斯拿到的东西，必须截下来。那是可能直接证明‘特殊人才项目’犯罪实质的关键证据。”
“陈志武的人还在跟，桑托斯现在在一家咖啡馆，似乎在等人。”
“等赵文博？”
“可能。或者等更高层的人。”
余年看着屏幕上几个同步推进的线索：新加坡、马尼拉、东海。
三天内，三条线将在新加坡论坛上交汇。
而那场交汇，将会点燃一场烧向整个黑暗网络的烈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