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滨海湾金沙会议中心，上午九点三十分。
主会场的气氛与昨日截然不同。昨天还是彬彬有礼的学术交流，今天却弥漫着紧绷的寂静。近千个座位几乎坐满，过道里挤满了站立的媒体记者，摄像机镜头像枪口般对准讲台。
讲台背景屏上显示着特别环节的主题：“学术伦理的危机与重建：当科学失去良知”。
组委会主席简短开场后，将话筒交给了余年。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
余年的声音通过音响系统传遍会场，平静，清晰，没有任何多余的情绪。他今天穿着深蓝色西装，没有打领带，站在讲台后的姿态像一位准备授课的教授。
“今天站在这里，我并不以法律工作者的身份发言，而是以一名普通公民的身份——一个相信科学应该服务于人，而非奴役人的公民。”
台下一片寂静，只有相机快门的咔嚓声。
“在过去一年里，我和我的团队调查了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涉及专利侵占、非法人体试验、跨国人口贩卖，以及学术伦理的系统性崩溃。”余年打开控制台，身后的屏幕开始播放经过处理的图像——模糊的实验室内部、被篡改的专利文件、运输船只的卫星照片，“为了保护调查中涉及的受害者和线人，我们隐去了可识别的细节。但所有证据的原件，都已经提交给包括国际刑警组织在内的多个执法机构。”
会场响起低声议论。
“今天，我将分享三个案例。”余年切换幻灯片，“第一个案例，关于一位年轻的材料学研究员，我们称她为a。”
屏幕上出现一张处理过的女性侧面轮廓，旁边是专利文件的关键信息打码图。
“a在研究生期间发明了一种新型神经修复材料，申请了专利。毕业后，一家跨国生物科技公司以‘合作开发’为名接触她，承诺高额报酬和专业支持。在签订了一份她事后发现被篡改的协议后，她的专利被转移，而她本人，被以‘海外研究机会’为诱饵，送往一个位于公海附近的非法试验设施。”
台下的议论声变大。
“在那个被称为‘灯塔’的设施里，a被迫参与了她自己发明的材料的人体试验。她目睹了其他被诱骗来的年轻科研人员的遭遇——他们被称为‘样本’，他们的身体数据被系统性地采集，直到‘数据采集完成’。”余年的声音依然平稳，但每个字都像冰锥，“‘采集完成’的标准，是死亡或永久性损伤。”
一名记者举手想要提问，但余年微微抬手示意：“请允许我先讲完。”
“第二个案例，关于一位生物医学工程教授，我们称他为b。”屏幕切换，出现一个男性剪影，旁边是学术头衔和机构信息，“b是a父亲的学生，曾深受a父亲的器重。但在利益的诱惑下，b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和人脉，为‘灯塔’项目提供技术指导和伦理掩护。他至少三次访问过那个非法设施，并以‘学术考察’为名，协助筛选和评估‘样本’。”
会场前排，几位认识周长青的学者脸色开始发白。
“第三个案例，关于一位国际知名的伦理学家，我们称他为c。”屏幕上出现埃利奥特·吴的学术着作封面，但名字和照片被隐去，“c在过去五年里，为至少七个涉嫌伦理违规的跨国生物科技项目提供了‘伦理审查服务’，收取了超过八百万美元的咨询费。他撰写的伦理评估报告，被用来为那些在监管薄弱地区进行的非法人体试验提供‘学术合法性’。”
余年的目光扫过会场：“a、b、c，都不是虚构人物。他们就在这个世界里，也许就在这个会场里。”
他顿了顿，让这句话的重量沉入寂静。
“今天，a通过远程连线，愿意与各位对话。”
全场哗然。
屏幕上出现一个经过技术处理的画面——许婕坐在椅子上，面容被光影模糊，但轮廓清晰。她的声音经过轻微变声处理，但情绪的震颤无法掩盖：
“我叫许婕。专利ght-2021-0783的原始发明人。我的男朋友死在‘灯塔’里，被记录为‘适配失败-清除’。我亲眼见过那个数据库，里面记录了两百多个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我们的专利被夺走，我们的身体被当成实验材料，我们的生命被标上价格。”
她的声音在颤抖，但语句清晰：
“今天站在——坐在这里，我想问所有在座的学者、投资人、政策制定者：当你们享受科技创新带来的荣耀和利润时，是否有人问过，这些创新背后，有多少个被沉默的许婕？当你们引用那些光鲜的专利数据和临床试验报告时，是否有人核查过，那些数据的来源，是不是像‘灯塔’一样的地狱？”
画面定格在许婕模糊的侧影上，然后淡出。
余年的声音再次响起：“b教授，昨天还在柬埔寨。今天，他已经同意作为污点证人，配合国际调查。c教授，一小时后，将在这里，亲自回答各位的问题。”
他看向会场入口。
所有目光随之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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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奥特·吴站在会场入口的阴影里，能感受到近千道目光的重量。
他今天穿着简单的衬衫和长裤，没有西装，没有领带，像是去参加一场葬礼——事实上，确实是。他学术生涯的葬礼。
张维安被捕后，诺亚资本切断了他所有的联系渠道。昨天那条威胁电话是最后的警告，之后，连那个加密号码都注销了。他成了真正的孤岛。
凌晨，他写了一封更长的邮件，发给了国际刑警组织新加坡联络处，附上了他知道的所有信息：诺亚资本的几个离岸账户、与“灯塔”项目相关的几家公司架构、他经手过的可疑项目的完整清单。
发送键按下的那一刻，他感到一种奇异的解脱——像是一个背着沉重包袱走了太久的人，终于决定把包袱扔下悬崖，哪怕自己也会随之坠落。
现在，他站在这里，准备走进那个悬崖。
深呼吸，一步，两步，走进会场。
聚光灯打在他身上，刺眼。他能看到前排那些熟悉的面孔——曾经称赞他学术成就的同行，曾经邀请他担任顾问的机构代表，曾经将他视为伦理学界标杆的年轻学者。此刻，他们的眼神里有震惊、有困惑、有失望，也有少数几个……似乎是同情。
他走上讲台，余年向他点点头，让出话筒位置。
“我是埃利奥特·吴。”他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出，有些干涩，“刚才余先生提到的c，就是我。”
会场死寂。
“过去五年，我犯了作为一名伦理学家所能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我让自己相信，只要科学能够进步，只要那些创新最终能惠及更多人，过程中的一些‘灰色地带’是可以容忍的。”他停顿，咽了口唾沫，“我错了。灰色地带不会保持灰色，它会迅速变黑。妥协不会停留在妥协，它会滑向共谋。”
台下有记者开始快速记录。
“我参与了诺亚资本至少七个项目的伦理审查。其中三个，我现在确信涉及非法人体试验。我撰写的伦理报告，被他们用来获取投资、通过监管审查、在国际会议上展示‘合规性’。每一次，我都告诉自己：我只是在提供专业意见，如何使用这些意见是客户的事。每一次，我都在自我欺骗。”
他的声音开始颤抖：
“直到我听说‘灯塔’，直到我得知那些被当成‘样本’的年轻人，直到我看到许婕的专利文件和她男朋友的死亡记录……我才意识到，我的签名，我的学术声誉，我的那些精心设计的伦理框架，都成了杀人许可证的一部分。”
一位前排的老教授站起来，声音沉重：“埃利奥特，你为什么不早说？”
埃利奥特·吴看向那位他尊敬的前辈，苦笑：“因为恐惧，因为贪婪，因为懦弱。因为那些咨询费让我的家人过上了优渥的生活，因为那些头衔和荣誉让我沉醉，因为我不敢想象失去这一切。”
他转向余年：“余先生，谢谢你给我这个站在这里的机会。很多人会说，这只是为了减刑的表演。也许他们是对的。但至少现在，我说的是真话。”
他重新面对会场：“从今天起，我辞去所有学术职务，撤回过去五年我经手的所有伦理审查意见，并愿意接受任何司法调查。我会用余生去做一件事：弥补。即使这弥补微不足道。”
说完，他微微鞠躬，走下讲台。
没有掌声，只有持续的寂静。
但这种寂静，比任何掌声或嘘声都更有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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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深海”安全点。
许婕关掉了直播画面。
房间里只有她和李教授。屏幕上最后的画面，是埃利奥特·吴走下讲台的背影，那个曾经在学术期刊封面上意气风发的学者，此刻佝偻得像老人。
“你感觉怎么样？”李教授轻声问。
许婕沉默了很久。
“我以为看到他道歉，我会觉得……解恨。”她慢慢地说，“但并没有。我只觉得……可悲。那么聪明的人，那么有才华的人，为什么非要走到这一步？”
“人会被自己的欲望蒙蔽。”李教授说，“尤其是当他相信自己有正当理由的时候。”
“那周长青呢？”许婕问，“他也在看吗？”
“陈志武说，他看完了全程，然后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很久没有说话。”李教授顿了顿，“许婕，如果你不想再见他，没有人会强迫你。”
“我知道。”许婕望向窗外，“但我想见。不是现在，是等他做完证词之后。我想当面问他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想问他，在他第一次拿到诺亚资本的钱的时候，在他第一次在那些伪造的文件上签字的时候，在他第一次踏进‘灯塔’的时候——他有没有那么一瞬间，想起过我父亲，想起过老师教他的那些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