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主编的手稿就放在桌上，薄薄一叠，却重若千钧。
林枫指尖触碰纸张的边缘，一种粗糙而真实的质感传来，与他平日里接触的冰冷屏幕截然不同。
稿纸的标题是用钢笔手写的，笔锋瘦硬，带着一股不容置喙的力道——《论悼词的政治学》。
他一页一页地翻下去，呼吸逐渐变得凝重。
这并非一篇理论空谈的文章，而是一部用血泪和被删除的字符写成的民间哀悼史。
郑主编以惊人的毅力，梳理了近十年来那些被悄然抹去的悼文，从一位因公殉职却被定性为“操作不当”的消防员，到一个在网上为陌生冤案发声而被“消失”的普通网友。
每一个案例背后，都是一个家庭被压抑的悲恸和被剥夺的记忆。
文章的逻辑线如同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剖开了权力的运作肌理。
它论述了当一个系统开始审查和修改普通人的哀思时，它就不再仅仅是管理社会，而是在篡夺人性中最基本的情感归属。
林枫读到那些被修改得面目全非的悼词，原文中充满爱与追忆的句子，被替换成了千篇一律的“识大体、顾大局”的官方套话，一股寒意从胸口直冲头顶。
当他看到文末那句结论时，整个身体都僵住了。
郑主编写道：“当死亡不再属于家属，而归于系统审批，那坟头的土，也就成了权力的封印。”
这句话像一枚钉子，狠狠楔入林枫的脑海。
他仿佛能看到无数个沉默的坟头，上面覆盖的不是亲人思念的泪水，而是一张张盖着红章的“批准书”。
悲伤，这种最私密、最本能的情感，竟然也需要一张通行证。
窗外的喧嚣仿佛在瞬间远去，寝室里只剩下他急促的心跳声。
他缓缓合上手稿，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
长久以来积压在心中的愤懑、迷茫和一丝若有若无的希望，在这一刻被彻底点燃。
他抬起头，目光穿透狭小的寝室，望向远方那片灰蒙蒙的天空，一个疯狂而清晰的计划在他脑中成型。
他抓起手机，在四人小组的群里发了一条信息：“紧急会议，马上到天台。”
夜风凛冽，吹得天台的栏杆嗡嗡作响。
张野、赵子轩和陈默赶到时，看到林枫正背对着他们，眺望着城市的灯火。
“出什么事了？”张野第一个开口，他的声音总是带着一股沉稳。
林枫转过身，没有多余的废话，直接将郑主编的手稿递了过去。
“你们先看看这个。”
三人围着手机的手电筒光，默默传阅着那份手稿。
天台上陷入了长久的寂静，只有纸张翻动的声音和越来越粗重的呼吸声。
最先看完的赵子轩忍不住骂了一句脏话，他一拳砸在旁边的水泥墩上，眼神里满是怒火。
陈默则低着头，眼镜片反射着微光，看不清表情，但紧抿的嘴唇暴露了他内心的不平静。
张野最后一个看完，他将手稿小心翼翼地还给林枫，声音沙哑地问：“老郑这是……把身家性命都押上去了？”
“他把火种递给了我们。”林枫迎着三人的目光，一字一顿地说，“所以，我们不能让它熄灭。我们要办一场‘公开悼念会’。”
“网上吗？开个直播间？”赵子轩立刻来了精神。
“不。”林枫摇了摇头，目光锐利如刀，“不在网上，那太容易被掐断。也不在室内，那会被轻易包围。我们就在他们最想不到、也最忌惮的地方办。”
“哪里？”三人异口同声地问。
林枫的目光投向远处一座庄严肃穆的建筑轮廓：“县档案馆外的台阶上。”
档案馆，一个封存历史、定义记忆的地方。
在那里举行一场关于“被遗忘者”的悼念会，其讽刺意味不言而喻。
“时间定在清明节，后天，清晨六点。”林枫继续说，他的思路清晰得可怕，“那是安保力量最薄弱的交接班时间，也是传统意义上最名正言顺的悼念时刻。”
计划在紧张的讨论中迅速细化。
张野负责联络和组织人手，他拍着胸脯保证能找到二十名绝对可靠的志愿者，统一身着素衣，在台阶上静坐，每人手持一页用a0纸放大的悼文选段。
赵子轩的任务是在档案馆对面的居民楼顶架设长焦镜头，进行隐蔽直播，捕捉最真实的现场画面。
陈默，这个平时沉默寡言的技术宅，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方案：他会改造一架无人机，在关键时刻从低空盘旋，投放上千张用特殊纸张打印的微型悼文卡片。
“我负责吸引注意力。”林枫最后说道，“我已经以‘学术调研’的名义，预约了档案馆当天早上的第一场内部讲座。我会把他们的主要安保力量，都吸引到大厅里。”
清明节的清晨，天色未明，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青草气息。
林枫穿着一身笔挺的正装，戴着金丝边眼镜，手里拿着讲义，看起来就像一个无害的青年学者。
他从容地走进档案馆宏伟的大厅，内部讲座的听众寥寥无几，大多是些值班的文职人员。
他走上讲台，调试好麦克风，讲座的标题显示在背后的屏幕上：《数字时代的记忆伦理与历史存档》。
他用平稳的语速开始了演讲，从信息茧房讲到算法推荐，从数字遗忘权谈到历史虚无主义。
大厅里的安保人员百无聊赖地靠在墙边，一切都显得平静而正常。
与此同时，档案馆外的台阶上，二十个身穿白衣的身影如同幽灵般悄然出现，在预定的位置盘腿坐下。
张野混在人群中，用一个微小的手势下达了指令。
下一秒，二十张巨大的白纸被缓缓展开，像一道道刺眼的白色伤疤，贴在了灰色的大理石台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