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金口一开，三司会审的机器便隆隆启动。
刑部、大理寺、御史台各自派出了精干官员组成联合审案堂，设在刑部大堂。消息传出，整个神京城的目光都聚焦于此，街头巷尾，茶楼酒肆，无不议论纷纷。
勋贵勾结邪教、掳民炼兽，这等耸人听闻之事，足以挑动任何人的神经。
审案的第一日，气氛便凝重得如同实质。
刑部侍郎主审，大理寺少卿、周懋功御史陪审。安国公赵贽、镇远侯并未亲自到堂，而是由府中长史及重金聘请的状师代为陈情。李狗蛋、周墩子作为账目核查的经手官员，也被传唤到堂，接受问询。孙小猴、王砚等人则在外候传。
审案先从相对“温和”的军械账目开始。
周墩子抱着厚厚的账册上堂，一条条指出永盛车马行运输记录与镇远军军械损耗在时间、数量上的惊人吻合，以及工部备案用料与实际送往西疆军械材质的差异。他言语木讷，但数据翔实，条理清晰，引得堂上诸位官员频频蹙眉。
安国公府的长史则极力辩解，称车马行运输皆为合法货物，记录清晰，与军械损耗纯属时间巧合。至于材质差异，则推诿为工部记录疏漏或西疆边军使用不当、维护不力所致。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
李狗蛋被问及核查动机与过程时，应对得体，只强调是例行公务，发现疑点后依律深入核查，一切程序合法，并将压力巧妙地引回给安国公府一方，质疑其为何无法提供更细致的货物清单以证清白。
第一日的审讯，在军械账目的泥潭中纠缠，未分胜负，但安国公府一方的狡辩与推诿，已让审案官员心中天平微微倾斜。
然而，从第二日开始，风向开始变得诡异。
当审案堂试图传唤关键人证乌洛云时，却接到了监察司的正式公文，称该人证因受惊过度且体内余毒未清，正在秘密地点由太医精心诊治，暂时不宜长途奔波及当堂对质，需缓些时日。同时，监察司表示已对乌洛云进行了初步问询，其证言与周御史奏疏内容基本吻合，并附上了部分问询记录的节选。
这份来自监察司的“保护”，看似合理，却给了靖王和安国公一方操作的空间。
靖王一派在朝堂之外的势力开始发动。数名与靖王府往来密切的官员、乃至几位宗室老人，纷纷上书或通过其他渠道向皇帝和三司施压，称此案疑点重重，恐是有人借机构陷勋贵，动摇国本，要求审案堂谨慎行事，不可偏听偏信。更有甚者，开始暗中散布流言，污蔑周懋功是受了某些争夺兵权的皇子指使，意在剪除靖王羽翼；而李狗蛋，则被描绘成一个在西疆侥幸立功、便目中无人、妄图靠踩踏勋贵上位的幸进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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