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徐明记下，“另外，日本经济产业省也找我们谈过，关于投资jsr和信越化学的事。他们的态度相对温和，但要求我们承诺：如果日本政府出于国家安全考虑限制出口，我们要尊重日本法律。”
“这个可以承诺。”林澈说，“但我们也要加条件：如果因为非商业原因限制供应，我们有优先回购股份的权利。不能让他们用我们的钱发展技术，然后反过来卡我们脖子。”
“好。”
李娜这时开口：“林总，这么多海外投资，会不会分散我们的精力？星海本身还在快速扩张期，芯片、汽车、电池都需要大量资金和注意力。”
“不会分散，反而会集中。”林澈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繁华的香港，“你把这些投资想象成一个个‘技术雷达站’。它们分布在全球各个技术高地，帮我们探测风向、发现机会、预警风险。”
“比如，”他转身，“如果我们没有投资graphcore，就不会提前知道英伟达下一代芯片的架构方向。如果我们没有投资northvolt，就不会了解欧洲电池回收的最新法规。这些信息，用钱是买不到的，必须成为生态的一部分才能获得。”
徐明点头：“确实。上个月，我们通过投资iqm的关系，参加了欧盟量子计算战略会议。会上透露，欧盟计划在2030年前投入500亿欧元发展量子计算。这个信息，我们第一时间传回了国内，现在中科院和清华都在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
“这就是价值。”林澈说，“三百万亿人民币的投资，换来的不仅是技术，更是信息，是人脉，是战略主动权。”
三天后，美国硅谷。
cerebras ai公司的总部像个巨大的仓库，但里面不是货架，而是一台台服务器和一台占据了半个篮球场大小的机器——这就是cerebras的招牌产品：wafer scale engine（晶圆级引擎）。
简单说，他们把一整块12英寸的晶圆做成了一颗芯片，而不是切割成几百个小芯片。这颗“巨无霸”芯片上有2.6万亿个晶体管，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芯片。
澈宇的投资合伙人张薇正在参观。她三十五岁，麻省理工电子工程博士，毕业后在高盛科技投行部干了八年，去年被挖到澈宇。
“张，这就是我们的cs-3。”cerebras的创始人安德鲁·费尔德曼自豪地介绍，“单芯片算力是英伟达h100的30倍，但功耗只高50%。而且，因为它是一整块芯片，不需要像gpu那样通过pcie总线通信，延迟降低了99%。”
“应用场景呢？”张薇问。
“ai大模型训练。”安德鲁调出演示，“用cs-3训练一个gpt-4级别的模型，时间可以从三个月缩短到两周。而且，因为内存都在芯片内部，不需要频繁从显存读写数据，能耗节省60%。”
“你们和星海有技术合作吗？”
“有。”安德鲁打开一份文件，“我们的芯片架构给了星海团队很大启发。特别是‘片上网络’的设计，星海最新的xh-k4芯片就借鉴了我们的思路。当然，他们是车规级芯片，我们是数据中心芯片，应用场景不同，但底层原理相通。”
参观结束后，在会议室里，张薇提出了一个敏感问题：“安德鲁，如果美国政府未来限制cerebras与中国公司合作，你会怎么办？”
安德鲁耸耸肩：“张，我是科学家，也是企业家。科学没有国界，技术应该服务全人类。但现实是，美国政府确实在收紧技术出口管制。”
他顿了顿：“不过，我们和星海的合作是完全合法的。我们分享的是公开的学术论文和已经发表的技术，不涉及任何受控技术。而且……”他压低声音，“澈宇是我们第三大股东，我们有义务为股东创造价值。”
张薇明白了。这就是股权带来的话语权。
当天下午，张薇又拜访了另一家公司：anthropic。
这家ai安全初创公司由openai的前高管创立，专注于“对齐问题”——如何确保ai系统的目标与人类一致。听起来很哲学，但对自动驾驶来说至关重要：一辆自动驾驶车在面临“撞行人还是撞墙”的道德困境时，该如何选择？
anthropic的联合创始人达里奥·阿莫迪是个年轻的意大利裔美国人，说话语速很快。
“张，自动驾驶的道德算法是个黑洞。”他在白板上画示意图，“传统的方法是程序员写规则：如果a发生，就执行b。但现实世界有无穷无尽的场景，你写不完规则。”
“那你们的方法？”
“我们训练ai理解‘价值’，而不是记住‘规则’。”达里奥演示他们的模型，“比如，我们告诉ai一个核心价值：‘人类生命至上’。然后让它在各种虚拟场景中学习如何实现这个价值。它自己会推导出具体的行为准则。”
“效果呢？”
“比规则式算法好300%。特别是在极端边缘案例中。”达里奥调出测试数据，“比如，突然有小孩跑出马路，同时路边有老人，同时对面有来车……传统算法会死机，我们的ai会选择一个伤害最小的方案。”
张薇快速记录。她知道，这正是星海l5自动驾驶最需要的技术。
“达里奥，如果我们投资，能获得这项技术的独家授权吗？”
“独家不行。”达里奥摇头，“但可以给星海‘最惠国待遇’：你们可以第一时间获得最新版本，价格最优惠，而且我们可以为星海的特定场景做定制化优化。”
“这就够了。”张薇微笑。
一周后，东京。
信越化学的总部大楼朴实无华，但进入内部后，会发现这里像一个高科技实验室。空气净化级别达到iso 1级（每立方米空气中粒径≥0.1μm的微粒数不超过10个），比医院手术室还要干净一百倍。
澈宇的日本负责人山田一郎（美籍日裔，前软银投资合伙人）正在与信越化学的社长会谈。
“山田先生，贵公司想投资我们，我们很荣幸。”社长中村康夫语气谨慎，“但信越是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基石，我们的技术涉及国家安全。请问澈宇的投资，是否代表中国政府的意志？”
山田一郎早就预料到这个问题：“中村社长，澈宇是纯粹的商业机构，我们的投资人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不是政府。我们投资的目的很简单：确保星海科技的芯片制造，能获得全球最好的硅片。”
“但最近国际形势……”
“正因为国际形势复杂，我们才更需要合作。”山田一郎拿出数据，“信越目前全球市场份额60%，但研发投入只占营收的5%。星海的芯片业务每年研发投入占营收20%。如果我们合作，信越可以获得星海的技术反馈，改进硅片工艺；星海可以获得稳定的高品质硅片供应。这是双赢。”
中村社长沉默。他面前的报告显示：星海已经是全球第三大芯片设计公司，并且正在自建晶圆厂。如果信越不合作，星海可能会扶持中国的硅片企业——上海硅产业集团正在快速崛起。
“我们可以合作。”中村最终说，“但有几个条件：第一，技术交流仅限于与硅片直接相关的领域；第二，澈宇的投资不能超过10%的股权；第三，如果日本政府要求，我们必须配合出口管制。”
“可以。”山田一郎同意，“但我们也要加一条：如果信越因为非商业原因中断供应，澈宇有权以市场价转让股份，并且星海可以免除所有专利授权费。”
这是对等的条款。中村社长思考了几分钟，点头。
签约仪式很简单，没有媒体，只有双方团队。但山田一郎知道，这份合同的价值，远远超过2亿美元的投资额。
2026年2月1日，香港澈宇大厦。
徐明向林澈汇报一月份的投资成果：
“已签约项目：7个。投资总额：82亿人民币。新增董事会席位：3个。技术共享协议：11份。”
他调出星海技术部门的反馈：“芯片团队表示，从cerebras获得的架构思路，可以让下一代芯片性能再提升25%。电池团队说，从group14获得的硅碳负极材料样品，测试显示可以提升能量密度15%。自动驾驶团队已经开始测试anthropic的道德算法框架。”
林澈看着报告，问了一个问题：“这些投资中，有没有可能诞生下一个星海？”
徐明愣了下：“您的意思是？”
“十五年前，星海也是从零开始。”林澈说，“今天我们投资的这些初创公司里，有没有可能在十五年后，成为各自领域的‘星海’？”
“有。”徐明肯定地回答，“cerebras的晶圆级芯片技术是颠覆性的；anthropic的ai对齐研究可能是解决ai安全问题的关键；iqm的量子计算架构比ibm和谷歌的更简洁。这些公司都有改变世界的潜力。”
“那就好。”林澈站起身，走到窗前，“我们要做的，不是简单地买技术，而是培育生态。让这些公司成长，让它们创新，让它们和星海一起，推动整个技术进步。”
他看着窗外维多利亚港的夜景，那里灯火辉煌，每一盏灯背后都可能是一个正在改变世界的想法。
“十五年前，我重生回来时，想的是怎么赚钱，怎么投资风口。”林澈轻声说，“但现在我明白了，真正的财富不是钱，是改变世界的能力。而改变世界，需要的不只是一家公司，而是一个生态，一个时代，一群人。”
他转过身：“继续投。不仅要投硬科技，还要投基础科学，投年轻科学家，投那些看起来疯狂的想法。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改变世界的，往往就是那些最疯狂的想法。”
徐明点头，在笔记本上记录。
窗外，香港的夜色渐深。但在这栋深蓝色的大楼里，一群人在规划着未来十年的技术版图。
他们投资的不是公司，是可能性。
他们布局的不是资产，是未来。
而这一切，最终都会汇聚成同一个目标：
让中国硬科技，站在世界之巅。
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贡献。
为了证明，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技术可以没有国界，创新可以属于全人类。
而星海，愿意做那个架桥的人。
从东方到西方，从现在到未来。
一座桥，接着一座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