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风，像蘸了冰水的鞭子，在西里村光秃秃的树梢间抽打着，发出尖利的哨音。空气里，属于年的味道，却在这种干冷的鞭笞下，顽强地、一丝丝地弥漫开来。谁家灶房里飘出了熬制麦芽糖的焦甜香气；谁家在“砰砰砰”地用力捶打新蒸的年糕，那沉闷的声响带着一种扎实的富足感；偶尔一声突兀的“二踢脚”炸响，带着硫磺的辛辣味划破沉寂，引得村里的狗一阵狂吠——那是心急的半大小子偷摸放响的，算是给沉寂的冬日村庄提前撕开了一道喜庆的口子。
吴普同裹着厚厚的棉袄，袖口和前襟蹭得油亮，抄着手，缩着脖子走在冻得硬邦邦的土路上。刚领了成绩单从学校出来，那张薄薄的纸片揣在怀里，像一块冰，贴着皮肉，凉飕飕的，一路凉到心里头。孙老师念到“王小军，第一名”的时候，声音里带着惯常的、对好学生的赞许。王小军那小子，脸颊冻得通红，嘴角却抑制不住地向上翘着，在全班同学或羡慕或嫉妒的目光中走上讲台，接过了那张印着鲜红“三好学生”字样的奖状。那奖状崭新的纸页，在昏沉的教室里仿佛自带光芒，刺得吴普同眼睛有点发酸。
他又一次，两手空空。成绩单上那几个歪歪扭扭的数字，离王小军的总分差着一大截。孙老师发完成绩单，只说了句“回家都好好过年”，就宣布放了假。没有批评，甚至没有多看他一眼。可这种无声的忽略，比挨一顿训斥更让他难受。他低着头，混在涌出教室的人流里，王小军那得意洋洋、被几个同学簇拥着的身影在他前面晃，像一根扎眼的刺。
“小普同！走啊，去二胖家看电视去！今天好像要重播‘三打白骨精’！”王小军回头喊他，手里扬着那张崭新的奖状，笑容灿烂，似乎完全没注意到吴普同低落的情绪。
“不去了。”吴普同闷闷地应了一声，把脑袋往破棉袄的领子里又缩了缩，像只躲避寒风的鹌鹑，“家里…家里有事。”
“哦，那行吧。”王小军也不在意，转头跟栓柱、铁蛋他们嘻嘻哈哈地跑远了，笑声在寒冷的空气里格外清脆。
吴普同磨磨蹭蹭地往家走。路过村西头老支书家那贴着褪色门神画的大门时，看到王小军的娘正拿着浆糊，喜气洋洋地把那张崭新的“三好学生”奖状往堂屋正对着大门的墙上贴。旁边，还贴着去年那张，已经有些泛黄卷边了。两张奖状并排，像两枚闪亮的勋章，炫耀着王小军的“战绩”。吴普同赶紧低下头，加快了脚步，心里那股子酸涩和失落像发酵的面团，越胀越大。
进了自家那低矮的院门，一股混合着蒸腾水汽和碱面味道的暖烘烘的气息扑面而来，暂时驱散了身上的寒意。母亲李秀云正站在热气弥漫的灶台前，用力揉着一大团蒸好的黄米面年糕，脸颊被灶火映得通红，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旁边的大锅灶里，柴火烧得正旺，锅里咕嘟咕嘟煮着什么东西，散发出浓郁的肉香。
“回来啦？”李秀云抬头看了他一眼，“成绩单呢？拿来娘看看。”
吴普同慢吞吞地从怀里掏出那张被他攥得有些发潮的纸，递了过去。李秀云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接过成绩单，凑到灶膛透出的火光前，眯着眼看了半天。她的眉头微微蹙起，嘴唇无声地翕动着，似乎在计算着上面的分数。最终，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把成绩单折了折，随手塞进了灶台边用来引火的旧纸堆里。
“去，把灶膛的火拨旺点，锅里炖着肉呢。”李秀云的语气听不出什么波澜，又低头用力揉起那团粘稠滚烫的年糕面团。
没有预想中的责备，甚至没有失望的叹息。母亲这种近乎漠然的平静，让吴普同心里那团发酵的失落感，瞬间泄了气，却又变成另一种沉甸甸的东西堵在胸口。他默默蹲到灶膛前，拿起烧火棍，拨弄着里面红彤彤的炭火。火焰跳跃着，舔舐着漆黑的锅底，映着他有些茫然的脸。锅里炖肉的香气越来越浓，是平日里难得闻到的荤腥味，可此刻闻在鼻子里，却勾不起他多少食欲。
腊月二十三，祭灶。腊月二十四，扫房子。腊月二十五，做豆腐……年关的脚步一天紧似一天。村里的年味也肉眼可见地浓厚起来。家家户户忙着扫尘除灰，把积攒了一年的破败晦气扫出门外；蒸馒头、蒸年糕、炸丸子、炸麻花，油香混合着蒸汽弥漫在村庄上空；写春联的红纸和墨汁的独特气味，也开始在空气中浮动。孩子们是最快乐的，穿着臃肿的棉衣棉裤，揣着家里刚炸好的、还温热的麻花或丸子，在村道上疯跑追逐，放零星的鞭炮，笑声和尖叫声此起彼伏。
吴普同也淹没在这份喧嚣里。失落被暂时搁置。王小军那张刺眼的奖状，在年关汹涌的“好吃好玩”面前，似乎也褪色了。他跟着栓柱、铁蛋他们，在结了厚厚一层冰的洼地里滑冰，摔得屁股生疼也哈哈大笑；揣着母亲塞给他的几块水果糖和一把炒花生，和小伙伴们分享、交换，嘴里甜丝丝的；除夕夜里，守着家里那台小小的、只能收到一个模糊不清频道的收音机，听里面传出热闹的戏曲和拜年声，等着父亲吴建军难得大方地放几个“二踢脚”和“窜天猴”。当五颜六色的光球在漆黑的夜空中炸响、坠落，短暂的绚烂照亮了院子里光秃秃的枣树和积着薄雪的屋顶，那一刻，吴普同的心也被这喧嚣和光亮填满了，只觉得过年真好。
大年初一，天还没亮透，就被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惊醒。穿上母亲特意翻新浆洗过的棉袄（虽然袖口还是接了一截），跟着父亲去给村里的长辈们磕头拜年。收获几毛压岁钱，几块硬邦邦的水果糖，几句“又长高了”的客套话。然后就是和小伙伴们汇合，挨家挨户去“扫荡”那些摆在堂屋桌子上的瓜子和花生，口袋里塞得鼓鼓囊囊。王小军也混在人群里，嘻嘻哈哈，仿佛那张贴在墙上的奖状已是遥远的过去，两人又恢复了勾肩搭背、追逐打闹的状态。时间在喧腾的吃喝玩乐中，飞快地流逝，快得让人抓不住。
然而，这份属于孩童的、无忧无虑的年节喧嚣，似乎并未真正感染到父亲吴建军。他依旧沉默，甚至比平日更添了几分凝重。拜年回来，他常常一个人蹲在院子的角落里，对着那几件闲置了一冬的农具——磨得锋利的镰刀头、被手掌磨得油亮的锄把、还有那辆承载了无数重量的排车——默默地抽烟。劣质烟草辛辣的味道在清冷的空气中弥漫。他的目光越过低矮的土坯院墙，投向村外那片覆盖着薄雪、在冬日阳光下泛着灰白光晕的田野。那眼神，不像是在看休憩的土地，倒像是在审视一片即将开战的疆场。
正月初五刚过，年味还未完全消散，空气中还残留着爆竹的硫磺味和油腻的饭菜香。这天傍晚，吃过简单的饭食，吴普同正蹲在灶膛前，用烧火棍拨弄着余烬里几颗烤得焦香的红薯，满足地嗅着那诱人的甜香。父亲吴建军和母亲李秀云坐在昏暗的油灯下，低声说着话。
“……真决定了？”李秀云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手里的针线活停了下来。
“嗯。”吴建军闷闷地应了一声，烟袋锅子在油灯微弱的光线下明明灭灭，“去年那两亩，你也看到了，行情还行。比种麦子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