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目光锐利，指出此论的问题所在：“此种解读，其弊在于——它用了一种‘抽象的同一性’（即万物本质皆是‘法界’），悄然消解了‘善与恶之间具体、现实的斗争性’！” 他语气加重，“现实中，‘扶老人’之善举，与‘讹老人’之恶行，其对立是客观存在，其冲突是真实不虚的！这种斗争，绝非仅因我等认知局限而产生的虚妄分别，它恰恰是社会伦理得以净化、得以进步的直接动力！”
他举出具体事例，言辞愈发犀利：“若依‘事事无碍’之逻辑，则‘扶’与‘讹’皆是法界显现，本质无别，那么律法惩戒讹诈者，道德谴责恶行者，岂非成了执着于表象、不明本质的徒劳？此论若推行于世，必会弱化乃至否定现实中‘惩恶扬善’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因为既云‘善恶本无别’，又何须奋力为善、疾恶如仇？”
最后，他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总结道：“贵宗此说，违背了辩证法‘斗争性推动事物发展’之核心要义。它将一个充满矛盾、依靠斗争推动向前的动态发展过程，简化并静止为一个脱离了现实矛盾的、看似圆融无碍的静态空想。于个人修养，或可追求某种超越境界；但于治国平天下，于教化万民，若以此为指导，则恐淆乱是非，动摇纲常，其害匪浅！”
朱熹一番论述，逻辑严密，层层递进，紧扣现实伦理，将“善恶”矛盾的对立性与斗争性对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阐述得淋漓尽致，尖锐地指出了华严“事事无碍”观念在实践层面可能导致的消极后果。
报恩禅师闻言，默然良久。他虽觉朱熹之言过于强调分别，未能体证更高层次的圆融，却也无法完全否认其在现实伦理层面的深刻洞察与有力诘难。经堂之内，一片寂静，唯有思想的激荡在无声中进行。
这一场儒释关于“善恶”本质的激辩，并未立刻分出高下，却将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矛盾观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朱熹维护了善恶的界限与斗争的价值，而报恩禅师所代表的华严视角，则提供了另一种超越对立的可能性。孰是孰非，或许并非简单能断，但这场辩论本身，已然为这思想交融的时代，增添了又一笔浓墨重彩。暮色渐起，少林的钟声悠扬，仿佛在为这未尽的思索，敲响余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