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一学术理念，不仅深化了认识，更在实践中锤炼出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如何平衡“直”与“慎”。“直”者，率性而行，依乎本心，如赤子之真；“慎”者，详加考量，顾及后果，如智者之虑。过于“直”，易流于鲁莽，失之权衡；过于“慎”，则易陷于优柔，错失良机。
刘混康引导众人，在处理政务、待人接物、乃至艺术创作中，皆以此为镜鉴。例如，在推行新政时，既要秉持“利国利民”之本心（直），不因阻力而退缩；又需“慎”思推行之步骤、各方之反应，循序渐进，务求稳妥，此乃 “直以行其道，慎以成其事” 。在艺术批评中，既要“直”抒胸臆，真诚表达好恶；又需“慎”持学养，深入剖析其“质”“文”所以然，避免武断，此乃 “直以显其诚，慎以明其理” 。
朱熹对此深表赞同，言道：“‘直’近乎‘仁’，‘慎’近乎‘智’。仁且智，圣人之事备矣。此番由美入真，由真至善之途，正是涵养此仁智双彰之心的妙法。”
刘混康更将此方法论应用于能量网的调控。面对网络中纷繁复杂的心念波动，他既“直”接以清正之气引导涤荡浊流，维护网络纯净；又“慎”重对待每一缕心念的独特性，不强行压制，而是因势利导，如同园丁既果断修剪病枝，又精心呵护每一株幼苗的独特生长态势。
由此，一场始于“爱美之心”的学术探究，不仅在大宋学界结出了认识“质”“文”关系的理论硕果，更在实践中淬炼出了平衡“直”“慎”的智慧结晶。它使得“求真”之路不再枯燥严厉，而是充满了发现的愉悦与创造的活力；使得“臻于至善”的目标，有了既可秉持初心、又能圆融处事的方法保障。大宋的文化建设与人心教化，由此步入了一个既重内在本质、又讲外在风范，既有率真勇气、又有审慎智慧的新阶段，如舟行水中，既有方向之“直”，又有破浪之“慎”，稳稳航向那至善之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