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混康深谙教化之道，非仅靠律令规训所能尽功。有感于无无能量网对纯净、和谐意念的天然亲和，更受赵佶以艺术求真之实践启发，他于朝会之上，倡行一种全新的学术路径——“ 由人类爱美之心入手，以求真知，臻于至善 ”。此论一出，如同在已有的“求真”、“致新”思潮中，注入了一股鲜活而沛然的动力。
他认为，美，并非浮华表象，而是天理秩序、人心和谐最为精妙直观的显现。对美的追求与辨析，本身就是一条通往“真”与“善”的康庄大道。此议得到朱熹等人响应，遂于太学设立“格致美学”一科，汇聚经学、理学、艺文、工巧乃至医卜之士，共同探究。
“质”与“文”之辨，于斯而明。
以往学者论“质”（内在本质）与“文”（外在文饰），多有偏废。或重质轻文，以为一切文饰皆属虚妄；或重文轻质，流于形式，舍本逐末。在此番深入研究中，学者们通过对历代器物、典章、文艺的精细分析，结合能量网对“心物交感”的观测，明确认识到：“质”为“文”之骨干，无质之文则浮；“文”为“质”之华彩，无文之质则野。二者并非对立，实为 相得益彰、辩证统一 之关系。
譬如研讨青铜礼器，其“质”在于祭祀天地、沟通人神的虔诚信仰与等级秩序；其“文”则体现于饕餮纹饰的威严、铭文书法的古奥、铸造技艺的精湛。文以载质，质藉文显。又如鉴赏宋瓷，其“质”在于土釉火候的天然物性与匠人专注的“诚”意；其“文”则在于釉色之温润、造型之优雅。最美的器物，正是“质”与“文”达到高度和谐统一的产物。此理推及人事，个人修养、国家治理，莫不如此：内在仁德（质）需藉由合宜的礼仪言行（文）方能彰明；而一切礼仪法度（文），若失却了仁政爱民之核心（质），便成虚文。
“直”与“慎”之衡，于行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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