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部尚书忍不住道：“陛下，此乃个例...”
“个例？”刘混康从袖中取出一卷文书，“这是三司刚统计的数字：江南东路，七成农户为佃户；其中三成佃的是自家原本的田产。全国每年因债务被迫卖田者，约五万户——这还是个例吗？”
他走回百官面前，一字一顿：“现在朕再问一次：那些奏章里口口声声要朝廷‘让利’的‘民’，是这田埂上跪着的老人，还是夺了他田产、收他六成租子的‘田主’？”
秋风掠过稻田，掀起层层枯黄的波浪。
刘混康的声音在风中显得格外清晰：“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千年以来，多少读书人将此句挂在嘴边。可他们心中的‘民’，究竟是田间劳作的农夫，是坊中织布的工匠，是市集卖菜的小贩——还是他们自己这个‘劳心者治人’的阶层？”
他忽然指向远处汴河上的漕运船：“你们看那些纤夫，赤膊拉纤，一步一叩首。若朝廷真要‘让利于民’，是该减他们的税，还是减那些坐拥漕运股份、在家中收分红的士绅的税？”
户部尚书赵鼎终于跪倒：“臣...臣愚钝！”
“你不是愚钝。”刘混康扶起他，“你只是太久没下过田，没进过织坊，没看过纤夫背上的烙印。你们——”他的目光扫过所有大臣，“你们奏章里写‘民生疾苦’，写的都是抽象的‘民’。可真正的民生，是具体的、有名有姓的、会饿会痛会死的人。”
太监适时呈上一摞新奏章。
“这是朕今晨批阅的。”刘混康随手翻开一本，“杭州知府请拨三万贯修西湖别苑，说是‘与民同乐’。而同一日，杭州县报：城西瓦舍区疫病蔓延，因无钱购药，已死十七人。”
他又翻开一本：“泉州士绅联名请朝廷放宽海贸管制，说是‘利国利民’。而泉州港的挑夫，每日搬运货物六百斤，工钱仅够买三升糙米。”
刘混康将奏章重重合上：“从今日起，凡奏章中出现‘民’字者，需附具体案例三人以上——姓甚名谁，住何处，以何为生，所请之策对其有何影响。若只空谈‘民生’‘民利’，一律驳回。”
百官哗然。
“觉得苛责？”刘混康冷笑，“诸卿，你们读圣贤书时，可曾想过——孔子周游列国，是与国君论道多，还是与庶民交谈多？孟子见梁惠王，开口便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可他见农夫时，说的却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的具体生计！”
他走回龙辇前，最后一次转身：“回宫后，朕会下旨：凡五品以上官员，每年需在民间居住十日——不是巡察，不是探访，是隐去身份，与民同住同劳。朕第一个去。”
龙辇启动时，刘混康最后的声音飘来：
“记住，坐在紫宸殿里空谈‘民’字最容易。难的是走到田埂上，认出那些泥污满面的脸，原来也是‘民’的一部分——不，他们才是‘民’的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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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夜，御书房。
刘混康没有批阅奏章，而是在画一幅画——简陋的茅屋，佝偻的老农，枯黄的稻田。画旁题了八个字：“民在田埂，不在奏章。”
太监轻声禀报：“陛下，江南密报：周家余党联络十七家士绅，欲以‘清君侧’之名...”
“让他们联络。”刘混康没有停笔，“正好一网打尽。”
“还有...澳洲来的商船带回消息，维吉尔总督的自卫军已初步成型，但各族裔仍有隔阂。”
刘混康笔尖一顿，一滴墨落在画中稻田上，晕染开一片深色：“隔阂...总比汴京这些明明同文同种，却将同胞视为蝼蚁的‘士大夫’强。”
他放下笔，望向窗外明月：“传旨给维吉尔：大宋第一批‘省官实边’的官员，下月启程赴澳。告诉他，这些人是在朝中谈‘民’谈得最好听的——让他们去澳洲，看看真正的多族之‘民’该如何共处。”
太监迟疑：“陛下，澳洲荒远，恐无人愿往...”
“会有人去的。”刘混康淡淡道，“今日朝上，已有三人眼神不同——李纲、赵鼎，还有那个一直没说话的年轻翰林沈括。真正的士，听得懂真话。”
他走到窗前，月光洒满肩头：“千年以来，‘民’字被士大夫垄断了诠释权。朕要做的，不过是把这字还给它本来的主人——那些在田里、在坊中、在船上的，沉默的大多数。”
远处传来更鼓声。
而在同一片月光下，澳洲的训练场上，维吉尔正看着三百士兵围坐篝火，轮流用各自语言讲述祖辈的故事。红石部落的传说、闽南的山歌、罗马的史诗、马来的渔谣——破碎的片段交织，却奇异地和鸣。
“或许，”尼禄轻声说，“‘民’从来不是一个整体，而是无数具体生命的集合。承认这种破碎，才是建构的开始。”
维吉尔点头，深红真罡在体内缓缓流转。这一次，他感受到的不是力量的涌动，而是某种更微妙的东西——仿佛那三百个不同的心跳，正通过这片土地，隐隐共鸣。
东西半球，两个实验场，在同一个夜晚思考着同一个问题。
只是东方在刮骨疗毒，剥离寄生在“民”字上的千年腐肉；西方在艰难缝合，试图让断裂的碎片长成新肌。
而历史将证明，真正能改变世界的，从来不是宏大的理论，而是某个皇帝走向田埂的脚步，或某个流亡总督在篝火旁的聆听。
因为文明最深的变革，往往始于一个最简单的认知：
那些被你称为“民”的，首先是人——有血有肉，会痛会笑，与你我无异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