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的秋晨带着萧瑟，紫宸殿前的银杏叶开始泛黄。刘混康端坐龙椅，手中把玩着三份奏章——纸质不同，语气各异，核心却惊人一致。
第一份是苏州知府呈上的万言书，花笺熏香，文采斐然：“陛下圣明，当知天道忌盈，政道忌苛。今江南清田清贷，虽出于公心，然损士绅之利过甚。臣闻治国如烹小鲜，不可频翻，尤不可与民争利...”
第二份来自两浙路转运使，用的是厚重的官制棉纸，语气恳切：“...自设巡察司以来，三月间告发乡绅者逾千起，狱舍皆满。长此以往，恐伤国本。臣愚见，当予士绅自新之期，宽宥既往，以安民心。”
第三份最薄，只是普通竹纸，却是最刺目的——十七名致仕老臣联名上书，字迹颤抖却力透纸背：“陛下欲效商鞅乎？昔商君苛法，秦强而宗室裂。今江南士绅非秦之贵族乎？望陛下三思：国赖柱石，非赖细民。”
“柱石...”刘混康轻声重复这个词，指尖在“细民”二字上顿了顿。
晨钟响起，百官入殿。
行礼如仪，山呼万岁。待声浪平息，刘混康没有按例询问各部奏事，而是将那三份奏章递给身旁太监：“念。”
当“与民争利”四字第三次回荡在殿堂时，不少大臣悄悄交换眼色。御史中丞李纲欲言又止，户部尚书赵鼎眉头紧皱。
“诸卿都听见了。”刘混康的声音平静，“三份奏章，来自不同衙门、不同品级，说的却是同一件事——朝廷在江南清田清贷，是在‘与民争利’。”
他缓缓站起，玄色龙袍上的日月星辰纹在晨光中微闪：“朕今日只想问诸位一个问题：奏章中所言之‘民’，究竟是何人？”
殿内一片寂静。
“是苏州被周家强占田产、投水自尽的农妇王陈氏吗？”刘混康走下御阶，靴底叩击金砖的声响清晰可闻，“她家七亩水田，被周家以‘寄田’之名强占，丈夫理论，被打断双腿。去年寒冬，她带着三个孩子投了太湖——奏章可曾为她说过一句？”
“是杭州织坊里每日劳作八个时辰、工钱却被坊主以‘损耗’之名扣去大半的织工吗？他们手指溃烂，肺中积絮，活不过四十岁——奏章可曾称他们为‘民’？”
刘混康停在殿中央，目光扫过一张张或惶恐、或沉思、或不服的脸：“还是说，奏章里的‘民’，指的是囤积五万石粮食、趁灾年高价出售的周家？是放印子钱、利滚利逼得百姓卖儿卖女的苏州钱庄？是家中良田千顷却只缴百亩税的‘诗书传家’之士绅？”
刑部尚书出列：“陛下，士绅确有不法，然...”
“然什么？”刘混康打断他，“然他们是‘柱石’？是国家根基？”
他忽然笑了，那笑容里没有温度：“好，那朕今日就让诸卿看看，这些‘柱石’是如何筑成的。”
太监击掌，四名侍卫抬着一口木箱进殿。箱子打开，里面是码放整齐的账册、地契、借据。
“这是从周家抄没的。”刘混康随手抽出一本账册，“元佑三年，周家放贷三千贯，月息五分。借债者李阿大，以祖宅抵押。两年后，本息累计五千七百贯，宅子归周家。李阿大流落街头，冻毙于去岁腊月。”
他又拿起一叠地契：“这是‘诡寄’田产清单——十七户士绅将名下田产寄于周家名下，借其官户免税特权，三年逃税两万四千贯。而这些税赋，最终由其他自耕农分摊。”
殿内响起轻微的骚动。
刘混康将账册扔回箱子，啪的一声：“现在，谁再来告诉朕，朝廷清田清贷，是在与谁‘争利’？”
李纲终于出列，长揖到地：“陛下明鉴！然士绅之中亦有良善，若一概严惩，恐...”
“李卿。”刘混康看着他，“你昨日晚膳吃的什么？”
李纲一愣：“臣...臣家用的是寻常饭菜，两荤两素。”
“米饭呢？”
“约...约两碗。”
“可知这两碗饭，从稻种下地到端上桌，要经过多少人之手？”刘混康转身走向殿门，示意百官跟随，“今日早朝，朕带诸卿去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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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时辰后，汴京东郊。
百官站在一片刚收割的稻田旁，不远处是低矮的茅屋。几个衣不蔽体的农人跪在田埂上，不敢抬头。
刘混康走到一个老农面前，弯腰扶起他：“老人家，今年收成如何？”
老农哆嗦着：“托...托官家的福，一亩收了两石...”
“缴税几何？”
“每亩一斗二升...”老人声音越来越低，“只是...只是田主还要收六成租子，剩下的...剩下的...”
他说不下去了。
刘混康直起身，看向百官：“都听见了？一亩田，农人劳作四季，得粮两石。缴税一斗二升，缴租一石二斗，自己剩下不到七斗——要养活一家五口，撑到明年收成。”
他抓起一把田土：“而这田，本是他祖上传下的。三年前，因欠了里正五贯钱，地被‘典卖’，如今他成了自家田地上的佃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