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堡，昔日东罗马帝国的皇冠，如今已成为铁木真西征的行在之一。巨大的金帐之内，气氛凝重。
托雷一脸焦灼，铠甲未卸，显然刚从迦南的平叛前线赶回，声音带着疲惫与愤懑：“父汗！迦南之地，铜臭蚀骨！那些商人，仗着有几个钱，竟敢私蓄武力，窥伺权柄！我军中勇士，亦有被金银迷惑，弃了荣耀，甘为佣卒！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他单膝跪地，抱拳陈情，提出一系列强硬措施：“儿臣恳请父汗，大幅提高军人地位，赐予封爵世袭！以重金、封地厚赏军功，令勇士归心！同时，必须降低商人地位，限制其集会结社，提高其税赋，削其财力，绝其妄念！”
托雷的策略，核心在于强化军事贵族集团，压制商业资本力量，回归草原传统的以战功论尊卑的秩序。
刘混康闻言，却发出一声轻笑，带着几分阴冷与不屑。他捋着并不存在的长须，慢条斯理地道：“托雷王爷所言，虽是老成谋国之见，却未免失之简单粗暴。商人逐利，犹如水之就下，乃其天性。堵之不如疏之，压之不如用之。” 他眼中闪烁着算计的光芒，抛出他的理论：“臣有一计，名曰‘养猪取肉论’。姑且放任商人追逐利润，让他们养得膘肥体壮。其间或有不安分者，如同病猪，适时宰杀，其财富尽入国库，岂不省力？此为一利。” “其二，便是‘祸水外引，腐蚀外域论’。迦南商人若觉此地税重管严，自有向外扩张、寻找乐土之心。让其出去！让其将贪婪逐利之风、奢靡享乐之习，带至周边乃至更远的邦国！让其用金钱去腐蚀他国的贵族官僚，用欲望去瓦解他国的民风斗志！届时，我蒙古铁骑再至，所遇阻力必将大减！” 他最后总结，语气笃定：“至于些许资金外逃，与之相比，岂非比动用大军远征所耗军费少得多？此乃以彼之财，乱彼之邦，不战而屈人之兵之上策也！”
刘混康的策略，极致功利，将人性之恶视为可资利用的武器，充满了破坏性与战略性。
帐内一时沉默，托雷眉头紧锁，显然难以接受这等诡谲之术。
此时，始终静立的石光明开口了，声音清越，如梵音涤荡浊气。他并未直接反驳前两者，而是阐述了一番道理： “自然之动不杂乎物欲至刚也，足以兴四端万善而不伤于物者至和也。”（自然的运作不掺杂物欲方为至刚，足以发起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种善端及万种善行而不伤及外物方为至和。） “夫人无忌于羞恶不辨于是非，不勤于恭敬，乃至残忍刻薄而丧其恻隐，皆源于颓废不振起之情，因仍私利之便，而与阴柔重浊之物欲相昵而安。是以随物意移，不能自强而施强于物，故虽躁动烦劳无须臾之静，而心之偷惰听役于小体以怀安者，弱莫甚焉。”（人之所以毫无忌惮于羞耻厌恶、不辨是非、不勤于恭敬，甚至残忍刻薄而丧失同情心，都源于颓废不振作的情绪，习惯于私利之便，而与阴柔重浊的物欲亲近并安于其中。因此心意随外物转移，不能自我强大却对外物逞强，所以虽然躁动烦劳没有一刻宁静，但心灵偷懒懈怠被身体欲望役使而贪图安逸，软弱没有比这更甚的了。） “惟其违乎自然之德，是以一念初起，即陷于非僻而成乎不仁。惟以天德为元而不杂以阴柔，行乎其所不容已，恻然一动之心，强行而不息，与天通理则自然之仁于此显焉。”（正因其违背了自然的德性，所以念头刚起就陷入邪僻而成为不仁。唯有以天德为根本而不掺杂阴柔私欲，践行那不容己止的、恻隐动人的本心，努力不懈地力行，与天理相通，那么自然的仁心就在此显现了。）
阐述完这番“天德强行”之理，他提出具体建议：“故于迦南，除律法规制外，当支持各大正信宗教传播善念，尤其鼓励其接济贫穷教众，纾解民困。同时，可成立非以信仰为界之互助组织，吸收不欲信教或信仰各异之群众，团结起来，以‘扶危救贫’为共同宗旨。如此，以仁心对抗贪欲，以互助消解孤独，民有所依，则不易被纯粹物欲所裹挟奴役。”
石光明的策略，着眼于心灵建设与社会互助，试图从根源上培育抵御贪婪腐蚀的力量，与刘混康的利用纵容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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