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环境的反向塑造：宋江、吴用推行政策时不可避免的强硬手段（如分类、镇压、流放），以及部分宋人官吏、移民的优越感与欺压行为，本身就在制造新的“不忍”与“不仁”。当环境充满不公与压迫时，人性中“善”的萌芽极易被摧折，反而为“恶”的滋生提供了土壤。邪教的蔓延，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扭曲环境的产物。
3. “善”的脆弱性与“恶”的诱惑力：在实践中，吴用无奈地发现，建立对“善”的信仰需要长期、耐心的引导与适宜的环境，而激发“恶”却往往只需一个契机、一句蛊惑。尤其是在社会剧变、旧有价值观崩塌的背景下，投向“兽性”的怀抱，似乎能提供一种更直接、更刺激的情感宣泄和身份认同（哪怕它是扭曲的）。
三、 论争的漩涡：性恶与无善无恶的幽灵
面对性善论在实践中步履维艰，其他两种人性观的声音也开始在统治集团内部隐约回响：
性恶论的阴影：以刘混康那冷静到近乎冷酷的视角观之，东瀛发生的种种，尤其是邪教的残忍与部分民众的反复无常，恰恰印证了“人性本恶，其善者伪也”的判断。他认为，唯有以强大的外力（无论是道法神力还是严刑峻法）进行约束、威慑乃至清洗，方能遏制恶的泛滥。他的“分类法”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性恶论预设。
无善无恶论的浮现：更有甚者，一些身处一线、深感无力的官员开始倾向于“性无善无恶”论。他们认为，人性如同一张白纸，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东瀛民众之所以如此，皆因“习”也——是数百年的岛国环境、独特的文化习俗造就了其矛盾的性格。如今要改造，非仅靠宣扬性善，而需彻底改变其“所习”，包括环境、制度、生活方式等一切方面，这是一个更为庞大、更不确定的工程。
吴用站在理论的十字路口，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他依然希望相信朱熹的性善论，那是王道政治的基石。但眼前的现实，却不断将性恶论的怀疑与无善无恶论的无奈推到他面前。他意识到，或许人性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既有向善的无限可能，也有堕落的深渊，更有巨大的可塑性。任何单一的理论，都无法完全涵盖其在具体历史、社会条件下的复杂表现。
“教化之道，莫非真如逆水行舟，非惟需指引光明之岸，更需时刻警惕水下之暗流与漩涡？” 吴用搁下笔，望着窗外海东阴晴不定的天空，心中充满了对人性深不可测的敬畏，以及对前路更加审慎的思索。东瀛的实践，不仅是在改造一片土地，更是在叩问着关于人类本源的永恒谜题。这条教化之路，因触及人性最深处的矛盾，而显得愈发歧路丛生，艰难无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