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派遣精通医理和畜牧的官员，宣讲 “精养优于滥生” 的理念：集中资源培养少数健康、强壮的后代，远比生养众多却体弱多病的孩子更有利于家族长远发展。同时，引入中原相对先进的接生技术和幼儿护理知识，降低婴幼儿死亡率，从事实上减少依靠多生多育来保障血脉延续的需求。
对于顽固坚持多妻的部落头人，则通过限制其子弟进入官学、削减贸易配额等方式施加压力。渐渐地，在靠近汉民定居点的部落中，稳定的核心家庭开始出现，妻子在家庭畜牧业和初步农耕中的作用凸显，地位有所提升。
场景四：海东省——神道与儒礼的奇特融合
在海东，此政策与“天理教”的推行相结合。传谕使将一夫一妻解释为“天地阴阳之正理，神国安定之根基”。他们改造婚礼仪式，保留部分神道元素（如“三三九度”交杯酒），但核心环节变为祭拜“天地祖宗”（天理教义下的）、签署官制婚书、聆听关于“夫妇和合、绵延福嗣”的训导。
针对倭人历史上贵族阶层多妻妾、武士阶层风流成性的习俗，法令严格执行，违者重罚。同时，宣扬“贤内助”对武士保持“清明之心”、专注于“忠义之道”的重要性。许多原本只能作为侧室或女房的女性，获得了正妻的法律地位和保障，其在管理家计、抚育后代中的作用被空前强调。
成效与挑战
这一涉及根本人伦的制度变革，其效果是深远而复杂的。
积极方面：在广大地区，尤其是新拓疆土和强制推行区，家庭结构趋于稳定，资源更集中于核心后代的教育与成长。女性地位在法律和一定程度上在现实中得到提升，其智慧和能力在家庭和社会治理中有了更多发挥空间。从长远看，这确实有利于提升人口的整体素质和文化认同。
挑战与暗流：旧有习俗的阻力依然强大，尤其是在草原和海东的部分地区，暗中的多妻现象和传统婚恋模式并未完全消失。政策的刚性执行有时会引发局部矛盾。此外，如何真正实现“性别互补优势”而不仅仅是“分工”，避免陷入新的僵化模式，也是对社会的长期考验。
刘混康于静坐中，感知到帝国范围内，因家庭结构变革而带来的亿万生灵情感与生命能量的微妙变化，那纷繁复杂的“气”似乎正在某种规则引导下，趋向于更有序、更稳定的交融与生发。而朱熹则欣慰地看到，“齐家”这一环节，正在从理念加速变为普世实践，视为“平天下”的坚实基石。
大宋帝国，正试图通过塑造最基本的家庭单元，来雕琢整个文明的未来形态。这条重构人伦之路，如同其拓疆与融合的征程一样，布满了探索、挑战与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