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大融合”与“西北拓荒”政策如火如荼展开的同时，汴京的决策者们将目光投向了更为根本的社会细胞——家庭。在朱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学框架与刘混康“阴阳调和，生生不息”的道家理念共同影响下，一项旨在重塑社会基础、优化族群未来的政策被提上日程，并最终以《钦定婚姻礼制疏》的名义颁行天下，其核心便是：倡导并巩固一夫一妻家庭制度，创建能充分发挥性别互补优势的社会规则，以期培养出更为卓越的后代，形成人类生命传承的良性循环。
诏书阐明：“夫妇，人伦之始，王化之基。一阴一阳之谓道，一夫一妻之谓和。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故立定制，明礼法，倡专偶，以固家国之本，以育菁英之苗。”
然而，要将这一源于中原儒家礼法的理念，推行于风俗各异、环境迥然的帝国全境，无疑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场景一：中原士乡——礼法的示范与内化
在汴京、临安等文明腹地，推行最为顺畅。官府通过乡饮酒礼、州县学宣讲，大力表彰“和睦相敬、教子有方”的模范夫妻。律法明确，禁止纳妾（已有者不究，但不再允许新纳），严惩通奸，和离（协议离婚）需经官府审核，单方面休妻则需符合“七出”之条且报备，并承担相应责任，极大提高了婚姻的稳定性。
士大夫家庭率先垂范，夫妻关系被重新定义。丈夫仍需攻读诗书、求取功名，但被鼓励“敬妻”、“咨内”，认可妻子在管理家务、教育子女（尤其是启蒙阶段）中的关键作用。才女文化得到官方有限度的支持，认为“贤母生慧子”，妻子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更利于后代培养。一种“内外分工、彼此敬重”的伴侣式夫妻关系，逐渐成为士林推崇的理想模式。
场景二：西北边城——生存压力下的务实互补
在环境艰苦的定西堡、哈密力等新拓之地，一夫一妻制更多地与残酷的生存现实结合。官府法令与屯垦使的强力推行是外因，内因则源于恶劣环境下的生存需求。
在这里，家庭是一个完整的生产战斗单元。丈夫负责垦荒、戍卫、与外界交涉等“外向”风险高的工作；妻子则主持修建地窝子、打理小块园圃、蓄养少量家畜、制作和保存食物、缝补衣物，并往往需要掌握基本的草药知识和防御技巧。孩子的存活与成长是家庭存续的希望，夫妻必须紧密协作，任何一方的缺失都可能意味着整个家庭的崩溃。因此，这里的婚姻纽带更为牢固，建立在实实在在的相依为命之上。性别互补体现为生存技能的互补，而非简单的内外之分。一个既能持家又能射箭自卫的妇人，远比一个只会吟风弄月的才女更受尊重。
场景三：草原部落——从“收继婚”到“定居耦耕”
对归附的草原游牧部落，推行过程最为艰难且充满变通。蒙古、突厥等部族传统上有“收继婚”（兄终弟及）习俗，且以多娶妻妾、丁口繁盛为荣。大宋并未强行立刻禁绝所有旧俗，而是采取了循序渐进的策略。
首先，在划分草场、建立定居点（半农半牧）的过程中，以“户”为单位进行登记和分配资源，明确“户主”及其法定配偶（正妻）。 对于愿意实行一夫一妻的部落家庭，给予更多的草场使用权、优质种畜或农具作为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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