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四海试图以道理、利益说服，举办了几次大规模的“岛议”，与鬼冢一派公开辩论。然而，鬼冢等人巧妙地利用民族情绪和文化隔阂，煽动民众，使得林四海的理性分析在汹涌的民意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文斗，在此刻陷入了僵局，道理无法说服被情绪裹挟的民众。
僵持之下，矛盾日益激化。终于，鬼冢一派认为时机成熟，悍然发动武装叛乱，试图以武力推翻林四海的统治。此时，林四海才幡然醒悟，光有文斗而无足够的武备和后盾，根本无法守护理念与秩序。他紧急向定海城求援，同时组织忠于自己的护卫力量抵抗。最终，在宋江派来的精锐与林四海残部的内外夹击下，鬼冢的叛乱被镇压。此番，文斗未能解决的深层文化冲突与权力矛盾，最终仍需依靠武斗来厘清。 经此一役，林四海深刻认识到，在教化未深的边地，文治必须以武力为后盾，否则便是空中楼阁。
场景三：汴京廷议——理念之争定国策
即便在帝国中心汴京，文武相济之理亦在更高层面运作。关于是否继续支持边疆“有限战争”政策的朝议上，分歧巨大。
以枢密院为代表的武斗派慷慨陈词：“边疆血火，乃淬炼精兵、选拔枭雄之熔炉！无此压力，边军必惰，藩主必骄！且其产生之‘英雄气’，于国朝能量网络大有裨益，此乃肉眼可见之利！”
以朱熹门徒为代表的文斗派则痛心疾首：“陛下！以杀伐为教化，以争斗促选拔，此乃率兽食人！边民何辜，屡遭涂炭？长此以往，边地将只知有力，不知有德，必生跋扈之臣，酿成肘腋之祸！当以仁政教化，徐徐图之。”
双方引经据典，数据、案例、道理交锋，是为“文斗”。然而，真正影响徽宗决策的，是刘混康的一份观测报告。报告中指出，边疆有限战争所产生的激烈情感能量，虽有助于能量网质变，但其中蕴含的暴戾、怨恨之气也在累积，若不能以强大的文教秩序和道德理念进行疏导净化，长期来看，弊大于利。
这份基于“天道”观测的“武斗”（能量层面的博弈）证据，最终促使徽宗做出了偏向文斗派的决策：下诏严格限制“约战”频率与规模，加大向边疆派遣儒官、推广教化的力度，试图将边疆的“武斗”纳入更可控的“文斗”框架之下。在此，关于理念的“文斗”决定了国家战略的方向，而能量层面的“武斗”现实，则为“文斗”提供了关键的依据和边界。
经此诸事，帝国上下愈发深刻地认识到：武斗如同利刃，可开疆拓土，破旧立新，扫清障碍；文斗如同良药，可安抚创伤，凝聚人心，奠定秩序。无武斗，则文斗易流于空谈，无力守护其理念；无文斗，则武斗必沦为暴虐，终将反噬其自身。唯有刚柔并济，文武相资，以武斗创造空间，以文斗填充内涵，方是治国安邦、乃至探寻天人之道的正途。 这条道路，布满荆棘，却也是大宋这个庞大帝国，在变革与扩张中必须掌握的平衡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