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0月中旬，巴县鱼洞镇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混合着骄傲与伤感的复杂情绪。
大黄桷树下，人头攒动，锣鼓敲得震天响。公社干部和武装部的同志忙着给即将入伍的青年们佩戴大红花。
肖正堂挺直了腰板，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更精神些。
岳父文大路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声音有些沙哑：“正堂，到了部队，好好干！莫挂念家里，云淑和镇娃儿有我们！”
岳母张艳梅红着眼圈，往他手里塞了几个煮熟的鸡蛋：“路上吃，部队里要是苦，就想想镇娃儿……”
文云淑抱着儿子，强忍着泪水。小肖镇似乎感受到离别的气氛，不安地扭动着。
肖正堂凑过去，用长满老茧的手指轻轻摸了摸儿子胖乎乎的小脸，声音哽咽：“幺儿，听话，等爸爸回来……”
他抬起头，看着妻子，“云淑，家里……辛苦你了。”
文云淑用力摇头，把眼泪逼回去：“不辛苦，你在外头……当心身体。”
登上解放卡车的车厢，肖正堂扒着栏杆，目光在人群中拼命搜寻着妻儿的身影。
卡车缓缓启动，乡亲们的呼喊声、锣鼓声、鞭炮声混成一片。
同车的新兵们也开始激动地朝家人挥手告别，车厢里弥漫着离愁别绪。
直到熟悉的村庄消失在视野尽头，肖正堂才默默坐下，从贴身口袋里掏出那张儿子满月时拍的照片，久久凝视。
………………
绿色的闷罐火车在夜色中隆隆前行。
车厢里没有座位，新兵们席地而坐，靠着背包。昏暗的灯光下，疲惫渐渐袭来，但许多人都睡不着。
“老肖，又想娃儿呢？”同乡李建国凑过来，递给肖正堂一支经济牌香烟。
肖正堂摆摆手，没接：“戒了，省点钱给娃儿买奶粉。”
他叹了口气，掏出照片，“你看，我走的时候刚照的，是不是又胖了？”
“嘿！真俊！跟你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李建国啧啧称赞，“不过你说你这娃儿也太能吃了，听说生下来八斤，可真是辛苦你婆娘了！奶量还那么大，以后可咋整？”
肖正堂苦笑：“可不是嘛！一袋山城奶粉，八块钱，眼瞅着就没了。
我晚上去江边下网，抓那点黄鳝泥鳅，也就刚够还个奶粉钱。要不是我老丈人他们不计较那么帮我……唉！”
他重重叹了口气，“所以这次出来，说啥也得混出个人样！不然对不起云淑，对不起娃儿，也对不起文家！”
李建国也感同身受：“都一样，我家里弟妹多，就指着我那点津贴呢。听说南边……可能不太平？”
肖正堂压低了声音：“我也听说了。不管去哪，当兵吃粮，就得听命令。咱们农村娃，不怕吃苦，就怕没机会。”
这时，下铺的广东兵刘培基插话了，带着浓重的粤语口音：“两位大佬，倾乜嘢倾得咁严肃啊？（两位大哥，聊什么这么严肃？）”
肖正堂和李建国没太听懂，刘培基切换成生硬的普通话：“我说，你们在聊什么？是不是担心分去边防线？”
三人就这样聊开了。刘培基是个话痨，绘声绘色地讲起他们宝安县的情况：“我家就在罗湖河边，河对面就是香港。
小时候，我常在河边耍，看到好多……唉，游不过去的，就没了。”
他摇摇头，“也有厉害的，坐‘大飞’（快艇），嗖一下就过去了。”
“大飞？那是啥？”肖正堂好奇地问。
“就是走私的快艇啦！”刘培基压低声音，“我们那边，以前叫‘投机倒把’，现在政策松了点，叫‘搞活经济’。彩色电视机？我家七几年就看上了！”
“彩色电视？”李建国瞪大了眼睛，“那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吗？”
刘培基撇撇嘴：“好东西就是好东西，管它哪个主义。
现在政策允许个体户了，只要办好执照，光明正大赚钱！比你们种地强多了！”
肖正堂听着，心里五味杂陈。
刘培基描述的世界，离他熟悉的农村太遥远了，既让人好奇，又让人不安，不过他现在来部队了一切顺其自然吧，就是苦了他的镇娃子，看着这个小人人就是个“奶桶”和未来的“饭桶”。
………………
新兵训练营的生活如同上紧了发条。天不亮，急促的哨声就划破黎明。
“紧急集合！”班长粗犷的吼声让人神经紧绷。
肖正堂凭借着在生产队锻炼出的利索劲儿，总是最先打好背包站好的几人之一。
队列训练，一站就是半天，蚊虫叮咬，汗水浸透军装，但他纹丝不动。
体能训练，五公里越野，他咬着牙冲在最前面；四百米障碍，他身手敏捷，引来班长赞许的目光。
这个时候的年轻人普遍接受过初级民兵训练，个人素质可比以后吃奶粉长大那拔“吃桃桃的”强多了。
训练间隙，班长王虎，一个黑壮的老兵，点着肖正堂的名字：“肖正堂，高中文化？不错！以后班里的理论学习小组你负责一下。”
“是，班长！”肖正堂响亮回答。他利用休息时间给大家读报，讲解条令，用生产队计分员那套耐心，把枯燥的内容讲得通俗易懂。
有一次班组战术协同训练，模拟进攻一个小高地。
几个新兵有些慌乱，肖正堂压低声音，果断指挥：“李建国，左翼火力掩护！刘培基，跟我从右边上！注意交替前进！”
他的冷静和组织能力，让小队顺利完成了任务。王班长看在眼里，暗暗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