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卫东办公室里的空气，因为最后那句话而变得有些沉重。
那本制作精美的《云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成果汇编》还放在苏正的膝上，彩色的图表和翔实的数据，与赵卫东那句轻描淡写的“到现在，连个回访电话都没有”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一个市委书记，在自家院里，车窗被砸，报警后石沉大海。
这本身，就是比任何报告都更有说服力的报告。
苏正的指尖在那光滑的铜版纸上轻轻划过，纸张上印着公安局长王建国的标准照，笑容可掬，眼神自信。他没有立刻表态，只是将报告轻轻合上，放回茶几。
“市委家属院的安防力量，确实需要加强了。”苏正说。
赵卫东看了他一眼，没再继续这个话题，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像是真的在为自己那扇破了的车窗而烦恼。
但两个人都心知肚明，这已经不是一扇车窗的问题。
从书记办公室出来，苏正没有直接回自己的办公室。他站在走廊的窗边，看着楼下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
云州，这座正在高速发展的城市，表面上看，一切都井然有序。但赵卫东的车窗，就像一块被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他心里漾开了一圈圈的涟漪。
他想起了那份报告里，那个高达百分之九十八的破案率。这个数字，即使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凤毛麟角，足以作为典型经验推广。
可一个连市委书记的案子都懒得回访的公安系统，是如何创造出这种“奇迹”的？
答案只有一个：数字是假的。或者说，数字是真的，但构成数字的案件，是经过精心筛选的。
那些琐碎的、难啃的、影响“破案率”这个关键绩效指标的案子，从一开始，就被用各种方法，挡在了立案的门槛之外。
“领导干部群体性癔症”刚刚平息，难道云州的百姓，也患上了“社会治安群体性幻觉”？觉得治安很好，好到连案子都懒得报了？
这显然不可能。
唯一的解释是，不是不想报，而是报了也没用，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某种绝望的默契。
当晚，苏正没有让司机送，自己换上了一身普通的休闲装，打车去了城西。
城西是云州的老城区，这里没有东部新城那些光鲜亮丽的摩天大楼和宽阔的马路，多的是狭窄的巷道、拥挤的筒子楼和充满了烟火气的夜市。
夜市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卖小吃的摊位热气腾腾，似乎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
苏正缓步走着，像一个普通的游客，眼神却在不动声色地观察着。
他看到，几乎每一个摊位的摊主，腰间都挂着一个厚实的腰包，并且时刻用手护着。卖手机贴膜的小伙子，他的工具箱上挂了三把大小不一的锁。路边的店铺，即便是还在营业的，也都拉下了一半的卷帘门，仿佛随时准备打烊。
人们的脸上虽然有说有笑，但那份警惕，像一层看不见的薄膜，笼罩在每个人的身上。
这是一种长期缺乏安全感，而形成的本能。
苏正走进一家还在营业的杂货店，店面不大，货架拥挤，老板是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正靠在椅子上，一边看电视一边打瞌睡。
“老板，来包烟。”苏正说道。
老板睁开眼，打量了他一下，起身从货架上拿了烟。
“小伙子，看着面生啊，来这边玩的？”老板一边找钱一边随口问道。
“是啊，随便逛逛，这里挺热闹。”苏正接过烟和零钱，没有马上离开，“老板，你们这生意好，开到这么晚，安全方面没问题吧？”
听到“安全”两个字，老板的表情明显变了一下，他撇了撇嘴，把钱扔进抽屉里，重新坐回椅子上。
“安全？这里哪有什么安全。”他自嘲地笑了一声，“睁着眼睛的时候，靠自己。闭上眼睛的时候，靠运气。”
“没那么夸张吧？我看这附近就有个警务亭。”苏正指了指不远处那个闪着红蓝灯光的小亭子。
“警务亭？”老板嗤笑一声，声音里满是过来人的不屑，“那是摆设，给上面领导检查的时候看的。真出事了，你喊破喉咙也没人理你。上个月，我隔壁那家烧烤店，老板娘就跟我眼前，手机被个骑摩托的小子抢了。老板娘去报案，你猜人家怎么说？”
老板学着一种不耐烦的腔调：“手机多少钱买的？用多久了？有没有发票？折旧算下来也就几百块，构不成刑事案件，我们给你备个案，你回去等消息吧。”
他摊了摊手：“等消息，等到现在，连个响儿都没有。后来我们才知道，人家派出所每个月有指标，这种小偷小摸的案子，报上去一个，就拉低一个点的破案率。破案率跟他们的奖金、评优挂钩。你说，他们是愿意帮你找手机，还是愿意保住自己的奖金？”
这番话，比任何数据都更真实，更刺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