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正的呼吸越来越浅，氧气罩边缘凝着细水珠，像他一辈子没掉过几次的眼泪。杨爱国坐在病床边，握着父亲枯瘦的手，那手上还留着老烟斗磨出的厚茧——自从查出肺癌，父亲就再也没碰过那杆柏木烟斗。
“你爷当年是私塾先生，写一手好毛笔字……”杨立正突然开口，声音透过氧气罩有些模糊，“我跟你妈是在粮站认识的，她给粮站缝麻袋，手指尖总带着线绒，笑起来有俩酒窝……”
杨爱国没插话，只是点头。这几天父亲总这样，像翻旧账本似的，把一辈子的事摊开来说。从年轻时在粮站验粮挨的骂，到后来村里换届拒绝别人送的烟，连他小时候偷摸拿家里鸡蛋换糖吃的事，都记得清清楚楚。
说着说着，话题就绕回了老地方。“你当年要是听我的，当民办教师多好……”杨立正的眼睛亮了些，像是忘了胸口的疼，“每月工资准时发，不用像现在，做生意今天有肉吃，明天账要不回来，连买油都得算着花。上次你说资金周转不开，我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总怕你跟我弟当年似的，栽个大跟头……”
杨爱国喉结动了动。他早不是当年跟父亲犟嘴的毛头小子了，这些年跑项目、追欠款，尝过被客户刁难的滋味，也懂了父亲当年说“稳当”的意思。可他没辩解，只是把父亲的手又攥紧了些。
“还有你叔……立新在黄河滩养鱼那回。”杨立正突然激动起来，呼吸变得急促，氧气罩上的水珠晃了晃，“林场的电断了，村里要自己架电，那电管站站长倒好，不跟人商量，直接派俩手下把电闸拉了！你叔那鱼塘，要是没提前买发电机，一坑鱼翻了塘，好几年的血汗钱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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