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长好。”我也赶紧跟着问候,只是声音里多了几分局促。
“你们俩,就是昨天宣讲完没回来的那两位女同志吧?”他语气里虽然带着几分严肃,但嘴角却扬着。
我看见他笑意盈盈地看着我们,便没那么紧张了。
“来我办公室一趟。”他说完,转身走进走廊尽头的一间房。
我们跟着他,走进那间办公室。
那是一间不大的屋子,木窗紧闭着,阳光从玻璃缝透进来。
墙边是一张黑漆老办公桌,上头摆着一只大瓷缸,缸边还贴着“为人民服务”的红标语。墙上挂着一张城关县的地图,边角已经卷翘。桌上有几本厚厚的《卫生公报》和《赤脚医生通报》,还有一个风干开裂的印泥盒。
“昨天的事情,不怪你们。”所长一进门就说道,“天气不好,山路又难走,你们又是骑车的,我理解。只是回去晚了点,让大家担心。”
他说着坐到了办公椅上,双手交叠,正襟危坐。
“我叫你们来呢,是让你们回头写个报告,汇报一下这两天的情况,尤其是铜梁镇那边的宣讲。”
“好。”我和蓉蓉同时点头。
所长看向我们,语气缓和下来:“铜梁镇反响如何?”
我侧头看向蓉蓉,示意她说。
蓉蓉微微一笑,语气诚恳:“所长,群众反响很好。他们很认真地听我们讲怎么防治常见病、怎么合理饮食。但有一点,我觉得必须跟您汇报——就是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
所长眉头一皱:“心理健康?”
“是的。”蓉蓉直视他,“我们在讲精神类问题的时候,明显感受到群众的不理解、不接受,甚至有恐惧。他们不知道抑郁、焦虑、精神分裂这些病症,也不知道怎么求助。我想,我们是否可以在下一次宣讲中专门设置一场‘精神卫生专讲’?”
“为疯病专门讲一场?”所长声音提高了一点,“那不是给我们所抹黑?说我们城关的人疯子多?要是让公社领导听了去,还以为我们在造谣,给我们穿小鞋!”
蓉蓉急了:“所长,这不是造谣,这是真问题啊。精神病也是病,不讲才是掩耳盗铃——”
“行了!”所长一拍桌子,脸色冷下来,“郭蓉蓉同志,你太年轻,不知道轻重。你讲呼吸道、讲肠胃、讲防疫都行,精神病?别提了。群众接受不了,组织也不愿意。你们要是坚持,还要我们这个所干什么?”
蓉蓉被噎住了,脸颊涨红,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
我站了出来,一步挡在她面前。
“所长,您刚刚说精神病不能讲,是怕群众误会。但请问,群众得了精神病,不了解症状,也没人给他们讲,他们该怎么办?靠天治?靠忍?”
所长一愣,没说话。
我乘胜追击:“再说了,您刚才说讲了会让人觉得‘我们城关疯子多’,那请问,咱们不讲就能让病人变少了吗?还是说,只要我们不说出来,问题就不存在了?”
“我……”所长张嘴,却没词了。
我冷静地看着他:“所长,我读过的书可能不多,但我知道,科学不是靠遮掩进步的,是靠讲出来、查出来、治出来。”
空气陷入一阵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