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长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终于叹了口气，挥挥手：“看你这姑娘，年纪轻轻的……倒是有点道理。不过这事我不好拍板，先回办公室去吧。”
我和蓉蓉互望一眼，一齐点头：“是，所长。”
我们一进办公室，门还没关严，蓉蓉就把笔往桌上一拍：“我就不信了！这条路不让走，我就不走了吗？”
她呼吸急促，眼圈微红，情绪正燃着。
我看着她，一时间，有些恍惚。
忽然想起小时候，老家那块地要被开发商征走盖高楼，别人都说“人家有批文，我们小老百姓斗不过的”，但外婆站在最前头，带着一群村里妇女死死守着那一亩地。
她说：“我吃软不吃硬。越是硬的骨头，越要啃。”
如今，那个带头的女人，就坐在我面前。
她，郭蓉蓉，我的外婆，绝不会认输。
我轻轻笑了：“咱们可以先低调点，悄悄做个精神科试点。”
“悄悄？”她一愣。
“没错，”我说，“设一个不显眼的小窗口，不打招牌，但能接待、能问诊、能筛查，一点点来。”
她眼睛里重新燃起希望的火苗：“偷偷做？”
“偷偷做。”我坚定地点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一棵是在十年前，一棵就是现在。”
她盯着我看了两秒，忽然笑了：“那我们现在就种。”
接下来的两个月，我和蓉蓉一直待在一起。
我们俩像是在城关镇撒下了一张看不见的网。一张张地往镇里撒传单。不是那种印刷整齐的白纸黑字，而是一张张我们连夜画出来的手写传单。
没机器，就靠手抄；没彩印，我们就用彩笔一笔笔勾。
“如果你晚上睡不着、总觉得胸口闷，那不是你想太多——可能是压力太大。”
“如果你总是莫名掉眼泪，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你不是懒，也不是软弱。”
——这是我们画在纸上的话，每一句都想得小心，写得郑重。
我们还配上了简笔画：一个小女孩缩在角落，头上密密麻麻画着“焦虑”“压力”“失眠”；一个年轻人躺在床上睁眼到天亮，眼睛周围圈着黑眼圈。
我俩的画技有限，但尽量温柔、清楚。
传单贴在街头巷尾的树干上、电线杆上，夹进粮店门缝、摆在公社大门口，连理发店的镜子边我们都偷偷贴过。
谁家墙上要是还保留着“讲卫生、讲文明”的老标语，我们就小心翼翼地把传单贴在旁边，像悄悄地给旧口号添上一个新时代的注脚。
白天没人看，可一到黄昏，傍晚散步的人开始停下脚步，有人看一眼就走，有人偷偷撕下一张塞进怀里，还有些中年男人，装作系鞋带，蹲着看了好几分钟。
我们知道他们不说，是因为怕。怕被说疯、怕被笑话、怕伤了脸面。
但我们不怕，我们愿意先开口。
“我们是郭蓉蓉、何小棠，如果你或你家人最近心里不舒服、情绪低落、总觉得难受，请来找我们谈一谈。我们不收费，也不嘲笑，只想帮你。”
这句话，我们写在每张传单的最后一行。
每次写完时蓉蓉总说：“就算只有一个人愿意来找我们，这事儿也不白做。”
这两个月的每一晚，我们俩就坐在公社的台阶上喘口气，揉着酸痛的手腕和眼睛。
“你画的人物越来越像我了。”蓉蓉笑着说。
“我本来就是照你画的。”我回。
她笑得弯起眼睛，“那你下一张要不要画你自己？焦虑、睡不着、还老说梦话。”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