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的大半年，县城的街头巷尾几乎被贴满了大幅标语，风吹过时，纸张哗啦啦地响。
医院走廊里也挂起了横幅，句式都差不多，看着眼熟，可是颜色一次比一次鲜艳，字一次比一次大。
走廊尽头的玻璃门外，常能看到有人举着本子站着记笔记，不知道是在写什么。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说话也小心起来。
午休的时候，总有人习惯性地看看四周，才小声聊几句日常的事，却再没人敢提谁家的情况，或者说起医院的新政策。
连我和蓉蓉都学会了只问病人和药的事，再没和谁讨论过别的。
可即使如此，医院里还是常常有人夜里被叫去开会，回来的时候，眼圈红得厉害。
医院每个月末的总结会议上，我和蓉蓉原本还抱着点盼头，以为之前报上去的精神科扩编计划能批下来。
可最后消息传来，说计划暂缓，什么时候批也不知道。
蓉蓉听到的时候还握着笔，一下没反应过来，只是怔怔地盯着台上的人发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
可我不觉得意外，因为早就知道会是这样。
精神科的床位起初扩到十二张，不久又撤回八张，到后来只剩四张。
我、蓉蓉和苏文丽经常凑到一起小声算这周总收了几个病人，又有几个被家属提前接走。
夜里，有时候能听到宿舍楼下有人喊口号，喊得又急又高。
每次听到，我都下意识闭上眼假装没听见，可还是睡不踏实。睡眠浅得一闭眼就做梦，梦里总是听到嘈杂的人声和一面面迎风招展的旗帜。
安眠药原本就紧张，这时候更加难拿。
我知道不能总吃，但夜里醒来一次又一次，还是忍不住摸到床头小抽屉里翻药瓶。
这事儿我谁都没说，我不想让蓉蓉担心。
但有一晚，我从噩梦中惊醒，起身找我的药瓶。
睡在上铺的蓉蓉担忧地爬起身，用只有我俩听得到的音量问：“又睡不着了吗？我陪你。”
说完，便从上铺爬了下来。
原来她一直都知道。
这大半年，本来说好，等舒云霆正式调来后，人就齐了，我们要凑个整队去郊外走走，呼吸点新鲜空气。
可那天一推再推，到后来谁也没再提。
以前大家一起吃晚饭，总有人打趣，有人讲笑话，说笑声常常从食堂传到楼梯口。
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连开玩笑都小心翼翼，说完还要看一眼周围有没有人。
更别说聚餐了，最近的一次就是那次我的生日，之后连提都没人再提过。
廖岩那边还算稳定，技术岗位消息少，但他也能看出不对劲。
每次来医院看我，总是带着点小心，开口就问玉琴和舒云霆最近怎么样，问我有没有听到什么新消息。
我笑着说，大家都很好。
今天，精神科没有迎来一个病人。
我和蓉蓉明明可以早下班，但是硬在科室里锁上门聊天，到了天黑才回宿舍。
玉琴和秀碧已经洗漱完，准备上床看书或者歇息。
玲儿还在值夜班，但本该上白班的肖红却不见人影。
蓉蓉一进屋就问：“阿红呢？不是说今天她上白班吗？”
“我们也不知道她去哪了，你们没有在一起吗？”玉琴不安地问。
外面天已经全黑了，楼下的口号声时断时续传进来。
我们几个人也一直没睡，宿舍的灯关了又点了根蜡烛，等着她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