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商业局那栋苏式红砖大楼的三层会议室内，椭圆形的会议桌旁，围坐着省商业局、农业厅的相关处室负责人，他们大多穿着深色中山装，领口扣得一丝不苟。与这些机关干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位被特邀前来、皮肤黝黑却眼神明亮的基层代表——这些常年扎根农村的实干家，即使穿着最好的衣服来到省城，依然掩不住身上的泥土气息和风吹日晒的痕迹。
我坐在靠墙的一排列席座位上，目光平静地扫过全场。这个位置的选择很有讲究——既表明我并非会议主角，又能在最佳角度观察所有人的反应。主位上，计永兴副处长正襟危坐，深色的中山装熨烫得笔挺，连风纪扣都扣得严严实实。他脸上像是戴了一层无形的面具，看不出什么表情，只是在我进门时，那厚厚的镜片后的目光，冷冽如刀地瞥了我一眼，带着毫不掩饰的审视与疏离。
与他相隔几个位置，农业厅的几位干部则显得和煦许多。其中就有之前有过一面之缘、对韩家村模式表示过兴趣的生产科王科长，他对我微微颔首示意，眼神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鼓励。
会议前半程，主要是由农业厅的一位处长介绍全省“以粮为纲，多种经营”的总体情况和初步成果。当汇报人念到那一连串由学习韩家村模式而催生出的具体数据时，我能清晰地感觉到，会场里不少人的目光，或直接或隐晦地投向我这个年轻的、坐在角落的“始作俑者”。
“……根据各地市上报的不完全统计，在初步学习、推广韩家村合作社的多种经营、循环生产经验后，参照其堆肥改良土壤、科学轮作及田间管理方法，去年全省粮食总产量同比增产达到25%！”汇报人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和底气，“需要向各位同志说明的是，这个增幅，是在部分区域轮耕执行尚不到位、堆肥技术未全面铺开的情况下取得的，这充分说明了该模式的潜力和普适性。”
他顿了顿，翻过一页材料，声音提高了几分，带着实实在在的激动：
“更显着的是在副食供应领域！自去年全省农村工作交流会后，以韩家村标准化鸡舍为蓝本，全省共新建、改造规范化养鸡合作社一万四千余处！全年为全省城乡额外提供了约一亿两千万枚鸡蛋！初步估算，这有效保障了超过二十万孕期妇女、婴幼儿及伤病员的基本营养需求，社会效益极其显着！”
这些沉甸甸的数字，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与会者心中荡开层层涟漪。我注意到，连一直面无表情的计永兴放在桌上的手指，也不自觉地轻轻敲击了一下桌面——这个细微的动作暴露了他内心的波动。
粮食增产是“以粮为纲”的根本，而解决副食短缺、精准惠及特定困难群体，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与民心工程。两者结合产生的政治威力，让任何人都不得不正视。
轮到我就韩家村具体情况发言时，我沉稳地站起身，走到前方悬挂的全省地图旁。这个动作用意很深——我要让所有人的目光聚焦在地图上，想象这些成绩如何在三晋大地上生根发芽。
我的目光从容地扫过全场，最后与计永兴审视的目光短暂交汇，不卑不亢地开始陈述。声音清晰而镇定，完全不像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
“各位领导，同志们。我是清徐县韩家村的韩浩。”我特意用了“同志”这个称呼，这是六十年代最政治正确也最显亲密的称谓，“刚才农业厅领导公布的全省数据，令人鼓舞，这充分证明了在党的领导下，‘以粮为纲，多种经营’的道路是正确且可行的，是能够解决实际困难、惠及广大社员群众的。”
我首先强调了这是在集体化框架下的探索，这是最关键的政治前提。然后将韩家村的成就娓娓道来，但表述方式完全遵循这个时代的语言规范：
“我们韩家村的生态农场建设，在上级领导的关怀和全村社员的共同努力下，目前已进入第三个年头。”我用红蓝铅笔在地图上清徐县的位置画了一个圈，“在确保不占用基本农田、不影响劳动力投入，并圆满完成国家粮食征收任务的前提下，我们村集体还自愿每年向国家额外捐献三十万斤粮食，以表达对国家的支持……”
我特意清晰而有力地强调了“自愿捐献”和“三十万斤”这几个字。清晰地看到几位农业厅干部赞许地点头，甚至有人在小本子上记录着。
“……在此基础上，我们充分利用村里的非耕地区域、闲置劳动力（特别是农闲时节）以及农业生产的副产品，大力发展集体养殖业和经济林木。”我继续在地图上标示着韩家村的位置，“目前，村集体各类养殖基地的总产出，较三年前增长了二十倍不止。依靠这些集体副业的稳定收入，全村不仅户户建起了坚固的新房，彻底告别了危房土坯，还由集体出资兴建了公共食堂，实现了全村社员免费用餐。”
我刻意停顿了一下，让这个信息充分被消化，然后抛出关键论点：
“这极大减轻了社员，尤其是妇女同志的家务负担，让她们能更专心、更高效地投入到集体农业生产和技术学习中去，这本身也是对‘以粮为纲’的巩固和加强。”
我将个人和村集体的功劳完全归于集体主义框架之下，将经济效益紧密联系到巩固农业和解放劳动力上，这完全契合了六十年代“一大二公”、“无私奉献”、“顾全大局”的核心精神。
接着，我将话题引向更深层的产业探索，并抛出了准备好的“杀手锏”：
“在满足自身需求、完成国家任务并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后，我们开始思考，如何更进一步，将集体创造的初级农副产品价值最大化，为全省探索一条‘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的路子。”
我环视全场，看到不少人都露出了感兴趣的神情。
“目前，我们利用集体养殖的猪肉，小规模试制了便于储存、运输和食用的火腿肠；利用山上集体种植的核桃树、枣树，开发了枣夹核桃、琥珀核桃等营养零食产品。”
我深吸一口气，目光变得无比郑重，声音也更加铿锵有力：
“在这里，我谨代表韩家村全体社员郑重声明：所有这些深加工产业所产生的利润，我们韩家村集体，分文不取！愿意全部、无条件上缴省里，专项用于支持全省‘晋字牌’副食品深加工的标准化建设、技术培训和产业布局规划！”
会议室里顿时响起一片压抑不住的吸气声。
“我们韩家村，愿意做一颗问路的石子，一颗坚实的铺路石，为咱们山西的父老乡亲能过上更好日子，贡献全部力量！”
这番话，姿态放得极低，将自身定位为“铺路石”，目标却提得极高，直接服务于全省战略，并且主动让渡了最敏感的经济利益。这完全超越了当时农村基层普遍存在的“本位主义”思想，展现了一种惊人的大局观和奉献精神。
农业厅的王科长忍不住轻轻拍了下桌子，低声道：“好！好气魄！这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风格！”
在1960年代的中国，“集体利益高于一切”、“无私奉献”不仅是宣传口号，更是深入骨髓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评判标准。这一时期，个人或小集体的利益，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为更大的集体（公社、县、省、国家）让路。韩浩此举，精准地抓住了这一时代精神内核。主动上缴利润，不仅堵住了可能批评他们“搞资本主义”、“只顾自己发财”的嘴，更将自己置于了道德和政治的制高点。这是一种极其高明的策略——用这个时代最推崇的集体主义语言，为韩家村的模式构建了一道坚固的“政治正确”防火墙。在那个强调“政治挂帅”的年代，这种姿态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让那些试图从动机上攻击他们的人无从下口。
然而，就在这赞誉声初起之时，一个不合时宜的、带着冰冷质感的冷笑声响起，如同冷水泼入热油。
“哼，说得比唱得还好听。”计永兴扶了扶厚厚的眼镜，脸上带着毫不掩饰的质疑与讥讽，目光如同两道冰锥，死死地钉在我脸上，“韩浩同志，你描绘的蓝图很美好，数据也很惊人，奉献精神更是‘感人肺腑’啊。但是，我有个疑问，或者说，在座的很多同志可能都有这个疑问——”
他故意拖长了音调，制造着压力，会议室瞬间安静下来，落针可闻。所有人都屏息凝神，知道真正的交锋开始了。
“——你们韩家村，一个原本在全县都排不上号的普通村子，凭什么能在短短两三年内，取得如此‘飞跃式’的发展？你的这些规划，这些所谓的‘标准化’流程，还有你对全省产业布局的这些‘高瞻远瞩’的建议，其思路之‘成熟’，视野之‘开阔’，对市场和政策走向的‘精准把握’，恐怕不是一个常年待在村里、最高学历不过是初中的年轻人，能凭空具备的吧？”
他身体微微前倾，语气愈发锐利，每个字都像淬了毒的匕首：
“这背后，是不是有什么别的‘高人’指点？我们搞建设，既要热情，更要清醒，要警惕那些来路不明、根基不稳的所谓‘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