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一旁的杨军沉默地吃着菜。杨军如今在人资科，比谁都清楚厂里江河日下的财务报表和日益沉重的人事包袱。他听着陈英的话，看着旁边穿着商场买来的新裙子、越发干练的郑红梅，再想想车间里那些抱怨工资低、奖金停发的工友，心中那架天平，正在剧烈摇晃。
饭后，大家散场。商场门口，郑红梅正在拉下自家小店的卷帘门，碰见了刚吃完饭、步行回家的李玉容夫妇。
“红梅姐，才收摊啊？”李玉容打招呼。
“马上，清点一下货。”郑红梅利索地锁好门，手上戴着两个明晃晃的金戒指，“二妹，你们两口子，今天我嫂子那阵仗，看见了吧？”
杨军苦笑一下：“看见了，风光。”
郑红梅压低声音，带着推心置腹的意味：“二妹，咱们是老邻居，我说句实在话。我嫂子说得对。你看我这个小店，不起眼吧？但旺季一个月，能顶我在车间干大半年的。我弟那面包房，也差不多。咱们厂出来的，不是没本事，是以前被这‘国营’两个字框死了！现在框松动了，就看谁敢往外迈这一步。”
她指了指灯火通明的商场和远处霓虹闪烁的街区：“这鱼洞，眼看着就跟主城连起来了。以后是市场的天下，不是厂子的天下了。守着那点死工资，饿不死，可也甭想好。你看我嫂子在广东，现在人家回来叫‘陈总’！再看看咱们车间那些老师傅，还有他老公，技术顶尖吧？可除了工资，有啥？”
一阵夜风吹过，带着城市边缘特有的、尘土与繁华交织的气息。李玉容和杨军没有说话，只是望着郑红梅骑着新买的摩托车突突远去的背影，又回头看了看夜幕中庞大而沉寂的新厂区轮廓。
那一晚的对话，和那顿奢华的宴席，像一道清晰的分水岭，烙在了许多人的心里。往后的岁月残酷地验证了这场分化：那些在2000年左右，像陈英、郑红梅这样，毅然挣脱“单位”怀抱，投身商海或远走他乡寻找机会的人，尽管历经波折，但大多乘上了中国经济狂飙的列车，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积累了可观的财富。而更多由于留恋安稳、恐惧风险、或囿于技术情怀而选择留在日渐僵化、效益滑坡的国企内的职工，则在缓慢的通货膨胀和停滞不前的收入中，眼睁睁看着当年不起眼的同伴超越自己，自己却只能在与温饱线的拉锯中，逐渐褪色，成为时代转型背景下，一群值得尊敬却又难免令人唏嘘的“留守者”。那句当时流传甚广的俗语，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最切实的印证——“胆大的撑死，胆小的饿死”。只是这“胆大”与“胆小”背后，是复杂的人生际遇、家庭负担与时代赋予的偶然性，远非那么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