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金秋，天津新港。
清晨的薄雾尚未完全散去，海平面上已浮现出桅杆的森林。港务局了望塔上的铜钟敲响七下，十二座新建的钢筋混凝土栈桥同时放下舷梯。这不是军舰的集结，也不是运兵船的抵达——这是“共和号”“大同号”“四海号”三艘五万吨级远洋客轮的首航抵港日，船上搭载的，是来自四十七个国家的首批“文明交流计划”访问团。
栈桥出口处，海关关员们身着笔挺的深蓝制服，胸前佩戴着双语名牌，用熟练的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引导着人流。他们手中的不再是传统的验货清单，而是科学院信息所最新研发的“旅客信息登记卡”——硬质纸卡上印刷着中英双语表格，需要填写姓名、国籍、访问目的、预计停留时间、在帝国担保人等信息。
“请各位有序排队，登记卡一式三份，白色联海关留存，黄色联交予警方备案，红色联请自行保管，在帝国境内住宿、乘车、参观均需出示……”海关监督员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回荡在码头。
队伍中，一位头发花白、戴着金丝眼镜的英国绅士——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霍勒斯·沃波尔博士——仔细填写着表格。在“访问目的”一栏，他工整地写下：“研究帝国高等教育体系及科学院运作模式，为期一年。”他的行李箱中，除了衣物，更多的是笔记本、绘图工具，以及一封维多利亚女王亲笔签署的介绍信。
他身旁，一位年轻的法国工程师皮埃尔·杜邦，则填着“进入帝国理工学院机械系进修，为期三年”。他的目光不时瞟向码头远处那些高耸的龙门吊车——那些钢铁巨臂正以惊人的效率装卸集装箱，完全由蒸汽驱动，没有看到任何人力推动。
更远处，一群身穿传统长袍的阿拉伯学者，正围着一名海关官员，急切地询问着什么。翻译快速工作着：“他们问，帝国是否允许非教徒进入天文台？他们来自开罗爱资哈尔大学，想验证《大明历》与伊斯兰历法的换算公式……”
港务局大楼顶层，新任“文明交流司”司长、原翰林院编修张廷玉，正透过玻璃幕墙俯瞰这一切。他手中拿着刚汇总的统计数据：
“本季度抵港外籍人员总计一万二千四百七十七人，较上季度增长百分之三百六十。其中：学者及留学生四千二百人，工商业者三千八百人，政府及王室派遣人员一千五百人，艺术家、医者、宗教人士等两千余人。主要来源国：英国、法国、奥地利、奥斯曼、波斯、暹罗、日本……”
他的副手低声问：“大人，如此多的外国人涌入，治安压力、住宿安排、还有……思想渗透的风险，是否……”
张廷玉放下报表，指了指窗外码头边一排新建的灰色建筑：“看到那些‘外宾服务中心’了吗？所有外国人抵达后，首先要在那里接受三天的‘入境引导’：学习基础汉语会话、了解帝国法律禁忌、领取城市地图和指南手册。住宿统一安排在指定的‘国际社区’，由警察局特别支队负责安保。至于思想……”
他笑了笑：“王爷说过，当我们的铁路比他们的马车快十倍，我们的电灯比他们的油灯亮百倍，我们的医院能治好他们束手无策的疾病时，他们自然会思考：为什么？然后他们会发现，答案不在神灵的恩赐，而在我们的学堂、实验室、工厂里。这不是渗透，是示范。”
同日下午，北京，帝国科学院总部。
这座占地千亩的“智慧之城”已成为全球学者心中的麦加。主体建筑是一座融合了中式庑殿顶与西方钢架结构的五层大楼，楼顶架设着直径一米的折射式天文望远镜。楼前广场上，矗立着孔子、张衡、祖冲之、郭守敬、以及牛顿、伽利略、拉瓦锡等中外科学先驱的青铜半身像——这是陈默坚持添加的，象征“科学无国界，真理属人类”。
此刻，广场上正在举行每月一次的“公开学术报告会”。今日的主讲人是化学所所长徐寿，他身后立着一块巨大的黑板，上面写满了分子式和反应方程式。台下，三百多个座位早已坐满，还有数百人站着聆听。人群中，金发碧眼的西洋学者占了近一半。
“……因此，我们通过催化裂化工艺，可以将石油中重质馏分的转化率提升至百分之七十以上。”徐寿用汉语讲解，身旁一位年轻助手同步进行英语翻译。他拿起一个玻璃瓶，里面装着清澈的液体：“这就是‘汽油’，比酒精能量密度更高，更适用于新型内燃机。相关论文已发表于《帝国科学学报》第九卷，诸君可在图书馆查阅。”
提问环节，一位法国化学家举手，用生硬的汉语问：“徐先生，论文中提到的‘催化剂’具体成分是什么？我国实验室尝试重复实验，未能达到相同转化率。”
徐寿微微一笑：“催化剂配比属于‘一级受限技术’范畴，根据《科伦坡条约》附件七，暂不对外公开。但我可以提示方向：考虑铂族金属的化合物。至于具体工艺，”他顿了顿，“如果阁下愿意与我院签订五年研究合约，并接受保密审查，或许有机会进入相关实验室工作。”
台下响起一片低语。有失望的叹息，也有跃跃欲试的闪光。这就是帝国的策略：公开基础原理，展示应用成果，吸引最优秀的人才主动留下，用他们的智慧为帝国服务，同时缓慢地、受控地释放技术影响。
报告会结束后，沃波尔博士在图书馆遇到了同样来自剑桥的年轻数学家查尔斯·巴贝奇。后者正埋头于一本《高等算学精义》，手边堆满了演算草纸。
“查尔斯，我以为你会去理工学院研究那些机器。”沃波尔说。
巴贝奇抬头，眼中燃烧着狂热：“那些机器只是应用！霍勒斯，你看这里——”他指着书中关于二进制运算和逻辑代数的章节，“这才是未来！帝国学者已经在思考用机械进行自动计算的可能性，他们称之为‘分析机’概念。我在剑桥提出的设想，在这里已经被推进了至少二十年！我需要留下来，这里才有实现梦想的土壤！”
夜晚，长安街，帝国大剧院。
这座半年前落成的建筑，今晚迎来了一场特殊的演出：由帝国宫廷乐府与欧洲访问音乐家联袂呈现的“东西交响音乐会”。剧院内部采用最新声学设计，穹顶上悬挂着水晶枝形吊灯，墙壁覆盖着吸音绒布。
上半场是传统的帝国雅乐《昭明文选》改编的交响诗，运用了笙、箫、古琴、编钟等传统乐器，却以西洋管弦乐的配器法重新编排。下半场则是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东方演绎版本，加入了琵琶的华彩乐段和戏曲鼓点的节奏变化。
包厢里，拉瓦锡侯爵闭目聆听。他本是来考察帝国工业的，却被文化司的官员“强烈建议”来欣赏这场演出。起初他不以为然，但此刻，当《命运》的主题被二胡拉出苍凉悲壮的变奏时，他竟感到脊椎一阵颤栗。
“他们在消化我们。”他对身边的随从低声说，“不是蛮横地排斥，也不是卑微地模仿。他们在理解我们的精髓，然后用他们的文化底蕴重新诠释，变成新的东西。这比军事征服更可怕——他们在证明，他们可以包容并超越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