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内阁在孙承宗的主持下，迅速开始运转。
首先处理的便是积压如山的奏章。
有了明确的分工和皇帝“按计划、依章程”处理的授权，效率大大提高。
不过在所有问题中辽东问题依然是一切的核心。
袁可立奉命立即着手评估辽东经略熊廷弼的防守方略，并协调兵、户二部，优先保障辽东军需，稳定了岌岌可危的关外防线。同时调原辽东巡抚王化贞回京，以免出现经抚不和的现象。
毕自严则开始梳理太仓库，着手审计历年亏空，并准备推行对“一条鞭法”的优化和改良，以增加国库收入。
徐光启上任后，首先就请求编练新军，并请旨仿制、改进西洋火器，同时举荐他的爱徒孙元化为工部右侍郎，主要负责仿制和改进西洋火器，得到了朱常洛的全力支持。
赵南星则在吏部开始梳理官员考成法，试图将“五年任职计划”的模式部分引入中高级官员的考核。
都察院、锦衣卫、东厂的派驻人员也各就各位，开始履行监督之责。
朝堂之上，虽然依旧有争论，但争论的焦点开始更多地集中在，具体政策的是非利弊上，而非纯粹的党争和门户之见。
然而，平静之下，暗流依旧涌动。
那些落选的党派，尤其是某些自视甚高的东林和浙党成员们，心中不服，暗中串联，准备在具体政务上给新内阁，尤其是准备给那些没有背景的阁员制造麻烦。
“党团”合法化后，虽然将争斗摆上了台面，但也使得派系界限更加分明，合纵连横更加频繁。
不过大多数的官员并不敢把自己的名字登记到司礼监的党派名单里，因为在古代可是有连坐的说法的，所以这也使得东林党等党派的实力大减。
如何防止新的党争拖累国事，同样也是对朱常洛和新内阁的持续考验。
一些守旧派官员，对于徐光启推广“西学”、户部辅臣毕自严意图触碰盐税漕粮利益的举动，深感不安，私下里非议不断。
孙承宗作为首辅，责任最是重要，他一方面要推行自己的施政计划，另一方面又要协调各方关系，平衡内阁内部不同意见，常常感到心力交瘁。
但是为了大明，为了获得皇帝的信任，他始终在咬牙坚持。
他知道只有自己和自己带领的新内阁扛住了那些反对派的第一波压力之后，他后面的工作才会变得轻松一些。
同时他也深切体会到，在这个“竞争上岗”的机制下，五年任期内的任何重大失误，都可能成为对手攻击的口实，也可能让自己在下一届竞选中黯然离场。
不过这些官员在朝堂上对政策的阻碍还并不是最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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