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的春，总来得格外殷勤。西湖边的垂柳抽了嫩芽，如同笼了层淡绿的薄烟。御街两侧的店铺也卸下了厚重的棉帘，换上轻薄的竹席，吆喝声都透着股活泛劲儿。然而，这盎然春意，却似乎未能全然浸入提点刑狱司那略显阴沉的官廨。
宋慈坐在书案后，面前摊开着新修订完成的《洗冤集录》手稿，增补的“浮言鉴”与新增的“痼疾辨疑”篇墨迹已干。他指尖轻轻拂过书页，眼神却并未停留在字句上，而是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审慎。金铃子案与江州案的尘埃落定，并未带来长久的松懈，反而让他对潜藏在太平景象下的暗流，愈发警惕。
“大人，”老书吏轻叩门扉，端着一盏新沏的春茶走入，低声道，“刚收到的消息，安抚使司那边，前几日出了桩事。”
宋慈抬眼，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说是安抚使赵大人府上的一位幕僚，姓柳，名子言，前夜被发现在自己房中……悬梁自尽了。”老书吏将茶盏轻轻放在宋慈手边，“据说是留了遗书，自陈因账目不清，亏空甚巨，无力弥补，故而畏罪自裁。安抚使司内部已定了性，正在处理后续。”
“柳子言？”宋慈对这个名字有些印象，似乎是个颇为能干的年轻文人，在安抚使司掌管一部分钱粮文书，“账目亏空？畏罪自尽？”他重复着这两个词，眉头微不可察地蹙起。安抚使司位高权重，掌管一方军政钱粮，其内幕僚若真涉及巨额亏空，绝非小事。但如此迅速地被定为“自尽”，总让人觉得有些……过于顺畅了。
“现场勘验过了吗？何人最先发现？”宋慈端起茶盏，并未饮用，只是感受着那温热的瓷壁。
“说是府内仆役清晨送水时发现的。安抚使司自有法曹，已派人看过，回报说确是自缢，现场无搏斗痕迹，遗书笔迹也已核验，确系柳子言亲笔。”老书吏回道，“因是‘自尽’，又涉及官衙体面，故未向外声张，也未报刑部或我司。”
一切看起来，似乎合情合理，人证（遗书、笔迹）、现场（无搏斗）都指向自尽。但宋慈却嗅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息。并非他多疑，而是经手太多案件后养成的本能——越是看起来完美无缺、迅速定性的案子，其下可能隐藏的波澜就越是汹涌。
“柳子言平日为人如何？家中境况呢？”宋慈放下茶盏，问道。
“属下多打听了几句，”老书吏显然深知宋慈办事风格，早已备好，“听闻此人才学颇佳，性子有些清高，但办事严谨，在安抚使司风评尚可。家中有一老母在堂，妻子贤淑，幼子方才三岁。若说因账目问题……据闻他并非直接经手银钱，只是负责文书核校，即便有失察之责，似乎也未必就到了需要自尽以谢罪的地步。而且，也未曾听闻安抚使司近来有大规模核查账目之举。”
疑点像水底的泡泡，开始悄然浮起。一个风评尚可、家庭和睦、并非直接经手银钱的文书幕僚，会因可能存在的“失察”而选择悬梁？时机也颇为微妙。
“更蹊跷的是，”老书吏压低声音，“发现柳子言身亡的那晚，据安抚使司后巷一个更夫说，曾隐约看见赵大人府邸的侧门附近，闪过一点红光，晃了一下就灭了，当时未在意，后来才知那晚出了事。”
“红光？”宋慈目光一凝，“何种红光？”
“更夫也说不好，只道像是……灯笼的光，但又比寻常灯笼颜色更深，近乎……血色。”老书吏的声音带着一丝不确定。
血色灯笼？宋慈的手指在书案上轻轻敲击起来。这无疑是一个极其突兀且不和谐的细节。在一位幕僚“自尽”的夜晚，在其府邸附近出现诡异的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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