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北京的航班上，他开始起草给团队的汇报。飞机穿越云层，下方是连绵的山脉和城市，所有这些都将受到北极变化的间接影响。
回到北京后，李墨飞立即召集团队开会分享日内瓦之行的成果。
“反应比预期的更加分化。”他坦诚地告诉团队，“但这是好事——意味着各方都在认真对待这个问题，而不是简单地点头通过。”
陈曦问道：“地球工程部分的反响如何？”
“正如预期，最具争议。”李墨飞回答，“但令人惊讶的是，最脆弱的岛国反而最支持研究所有选项，包括地球工程。对他们而言，生存威胁压倒了对风险的担忧。”
刘宇关心实际问题：“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提案将被提交到更高的国际平台讨论。”李墨飞解释，“同时，一些国家已经开始表示愿意资助某些部分的研究，特别是黑碳减排和气候避难所保护。”
几天后，媒体报道开始出现。《自然》杂志发表了题为《北极危机呼唤全球响应》的社论；《科学》杂志详细介绍了“极地守护计划”的科学基础；主流媒体则聚焦于地球工程引发的争议。
公众反应也同样分化。环保组织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任何地球工程研究都是危险的 distraction；另一派则认为在气候紧急情况下必须考虑所有选项。社交媒体上， #北极危机 和 #极地守护 成为热门话题。
令李墨飞惊讶的是，他收到了一封来自那位孟加拉国女科学家的邮件：
“尊敬的李教授，我读了您的提案，深受感动。在孟加拉，我们已经每天都在经历气候变化的影响。请知道，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科学家支持您勇敢地提出这些困难但必要的对话。有时最大的风险不是行动的风险，而是不行动的风险。”
这封信让李墨飞深受鼓舞。他知道，科学不仅关乎数据和模型，也关乎价值观和选择。
一个月后，联合国环境大会特别会议召开，专门讨论北极危机和应对提案。李墨飞和里格诺特被邀请作为科学顾问参会。
会议上，各国代表进行了更加深入和具体的讨论。一些国家承诺提供资金支持北极研究；另一些国家同意加强极地环境保护合作；私营部门代表也表示愿意投资相关技术创新。
最终，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进一步研究“极地守护计划”的各项提案，并在一年内向联合国大会提交建议。
这不是一个立即可行的行动计划，但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国际社会承认北极危机的严重性，并愿意考虑前所未有的应对措施。
返回北京的飞机上，李墨飞回顾这一路的历程：从发现北极海冰消失的震惊，到分析其全球影响的紧迫，再到提出应对方案的争议，最后到开启全球对话的进展。
他知道，前方的道路依然漫长而艰难。科学上的不确定性、政治上的分歧、伦理上的困境，所有这些都不会轻易解决。
但他也感到一种谨慎的乐观。人类或许迟到，但终究开始回应这个星球的求救信号。在这个过程中，科学不仅提供了问题的尺度，也照亮了可能的路径。
飞机降落时，北京正在下着小雨。李墨飞望着窗外的雨滴，想起北极那些濒临灭绝的生物，想起那些面临海平面上升威胁的社区，想起下一代将继承的世界。
他打开手机，给团队发了一条消息：“我们开启了对话，但工作才刚刚开始。明天上午九点开会，讨论下一步研究计划。”
科学家的责任从来不是提供所有答案，而是提出正确的问题，寻找更好的答案，并确保这个过程对所有人开放和透明。
在这个雨夜，李墨飞知道，北极的哭泣已经被世界听见。而现在，回应这份哭泣的责任落在了每个人的肩上——科学家、政策制定者、商业领袖、普通公民。
为了北极，为了所有生命，为了共同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