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远放下酒杯，从包里掏出张图纸：“这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设计的‘恒温菜窖’，在地下三米挖，四壁糊上水泥，再用新疆的芨芨草做保温层，温度能保持在5c左右，土豆放三个月都没事。”他指着图纸上的通风口，“这口得朝东南，避开西北风，还能让太阳晒着，省得结冰。”
小王凑过来看，手指在图纸上戳了戳：“这行得通？咱这石头多，挖三米得费老劲了。”
“咱有‘洛阳牌’风镐，”李明远笑着说，“这次给养车拉来了两台，比人工挖快十倍。再让工兵连来帮忙，一个月就能挖好。”他从包里摸出包“上海牌”奶粉，“还有这个，给哨所的娃娃们，补充营养，比罐头强。”那奶粉是特供的，李明远托人从上海捎来的，包装有点破损，但没受潮。
外面的雪还在下，哨塔上的红旗冻成了硬邦邦的一块，但在风雪里照样飘得挺直。李明远望着远处的雪山，知道这菜窖、这收音机、这风镐，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发明，但对哨所的战士来说，却是实实在在的温暖——能让他们在零下四十度的戈壁上，吃口新鲜菜，听句家乡话，握着钢枪的时候，心里更踏实。
离开哨所时，给养车的轮胎上缠了防滑链，链条是“鞍钢”的废钢轧的，有点锈，但还算结实。车窗外，哨兵们正敬礼，帽檐上的雪簌簌往下掉。李明远突然觉得，这戈壁上的铁路、电厂、菜窖，就像一粒粒种子，看似微不足道，但只要扎下根，就能在风沙里长出一片绿来。
六、星火燎原的“戈壁账本”
1962年的春天，李明远坐在乌鲁木齐的办公室里，翻看着各地送来的报表，纸页上的数字密密麻麻，像戈壁上的沙粒，却透着股生机。兰新铁路西段全年运货量突破80万吨，比预期多了15万；迪化电厂的发电量够全城三分之二的家庭用上电灯；喀什巴扎的商品交易额，比五年前翻了两番；红其拉甫哨所的恒温菜窖里，土豆和白菜堆得像小山……
“李工程师，苏联专家又来催了，说让咱买他们的化肥生产线，”秘书小张递过份电报，“他们说咱自己造的‘过磷酸钙’纯度不够，影响粮食产量。”
李明远放下报表，拿起桌上的一袋化肥，袋子上印着“甘肃化肥厂”的字样。“咱这纯度是差2%，”他笑着说，“但便宜啊，一吨比苏联的便宜80块，农民买得起。再说咱加了点新疆的钾盐，在盐碱地用，效果比苏联化肥还好。”他在报表上圈出个数字，“你看，用咱这化肥，南疆的棉花亩产提高了30斤，算下来，农民反而赚得多了。”
小张看着报表上的“工农业总产值”曲线，像条爬坡的线，一年比一年陡。“以前总觉得苏联的东西好，现在才发现，咱自己造的，哪怕差点，只要适合咱的地、咱的人，就比进口的强。”
李明远点点头，望向窗外，远处的博格达峰顶着雪，像个威严的哨兵。他想起刚到新疆时，有人说“这地方能守住就不错了，别想发展”，但现在，铁路通了，电灯亮了，巴扎热闹了，连戈壁深处的哨所，都能吃上新鲜菜了。
“其实啊，”他对小张说，“发展不是非得买最先进的机器，也不是非得学别人的样子。就像这戈壁上的红柳，看着不起眼，却能在沙子里扎根，还能护着别的草木一起长。咱做的这些事，铁路、电厂、菜窖，就是红柳，扎下根了，日子自然就好了。”
桌上的收音机突然响了，正在播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声音透过电子管的嗡鸣传来：“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台1.2万千瓦汽轮机在沈阳试制成功，各项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李明远拿起那份苏联专家的电报，在末尾写了行字：“拟用国产设备建设化肥厂，恳请提供技术参考，我方愿以优质长绒棉作为交换。”放下笔时，他突然想起五年前在兰新铁路工地上，那个老兵说的话——“苏联的法子不适合咱”。现在看来，这句话不仅适用于铁路，更适用于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件事。
七、棉田深处的“土洋结合”
1962年夏，阿克苏的棉田里，收割机的轰鸣声惊飞了枝头的麻雀。这台“新疆-1型”收割机是本地农机厂造的，车身焊得有点歪，但镰刀臂特别长，能比人工多割半米宽的棉行。维吾尔族农民阿卜杜拉蹲在田埂上，看着机器吞进棉株，吐出雪白的棉花，嘴里不停念叨着：“亚克西！亚克西！”
李明远站在收割机旁，额头上的汗珠滴进土里。这机器的发动机是“东方红”拖拉机拆下来的旧件，变速箱是农机厂用废钢材拼的，连方向盘都是汽车修理厂换下来的二手货——总成本比进口收割机低了七成，却能顶五个壮劳力。“阿卜杜拉，这机器一天能收多少？”他扯着嗓子喊，盖过机器的噪音。
阿卜杜拉竖起三根手指，又指了指太阳：“三个‘太阳’（一天），能收十亩！以前用手摘，全家五口人，一天才收两亩。”他指着远处的棉垛，“今年肯定能多交公粮，还能给娃扯件新衣裳。”
棉田边的机井旁，一台“解放牌”水泵正抽水，水管是用废弃的油桶剪开卷成的，接口处缠着麻线，虽然漏水，却比人力压水井快多了。“这水泵是部队淘汰的，咱修修还能用，”农机厂的王师傅擦着汗说，“李工程师，您说的那个‘滴灌’法子，咱试了试，用自行车内胎剪开当管子，真能省一半水！”
李明远笑着点头，弯腰捡起块土坷垃，捏碎了看：“这土碱性大，滴灌能把水直接浇到根上，不浪费。等秋天，咱再把甘肃的‘脱硫石膏’拉来撒上，改良改良土壤，明年保准亩产再涨五十斤。”
夕阳西下时，收割机开进了场院，车斗里的棉花堆成了小山。阿卜杜拉的媳妇端来刚烤的馕，上面撒着芝麻，是用新收的麦子磨的面。“李工程师，尝尝！”她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以前种棉花够吃就不错，现在有机器帮忙，能攒下钱了。”
场院的角落里，几个妇女正用“上海牌”弹花机弹棉花，机器嗡嗡转着，把棉籽和棉絮分开，效率比手工弹弓高十倍。弹好的棉花堆在竹筐里，白得像天上的云，这是要送到喀什纺织厂的，能织成布，再卖回村里。
李明远看着这忙碌的景象，突然觉得这“土洋结合”的法子，才是最适合这片土地的——用旧零件拼收割机，用自行车内胎做滴灌管，用废油桶当水管，看似简陋，却把每一分力气、每一分钱都用在了刀刃上。就像棉田里的棉花，不挑土地，给点阳光和水，就能长得雪白厚实。
八、边境线上的“马灯与电线杆”
1962年秋，中哈边境的巡逻道上，边防军战士老周正牵着马往前走，马背上驮着盏马灯，玻璃罩上贴着层胶布，是上次被树枝刮破后补的。“以前没这灯，巡逻全靠月亮，”他对同行的李明远说，“上个月有个新兵，天黑掉进了雪坑，冻了半宿才爬上来。”
不远处，电线杆正一根接一根地往边境延伸，民工们踩着泥泞埋杆，杆顶的绝缘子是“西安电瓷厂”的，瓷面光滑，比苏联的陶土绝缘子抗冻。“这线拉通了，哨所就能装电话，巡逻队也能配对讲机，”通信兵小张指着图纸，“李工程师，您设计的这个‘隔离开关’真管用，雪大的时候断开，不怕电线被压断。”
李明远摸了摸电线杆，水泥还带着潮气，是用本地的沙子和石灰拌的。“这杆子埋得再深半米，”他对民工说，“冬天冻土层厚，浅了容易歪。”他从包里掏出个搪瓷杯，给民工倒了点热水，“歇会儿再干，不差这几分钟。”
巡逻道旁的牧民定居点里，已经有几户人家接上了电，灯泡是“亚明牌”的，60瓦，比马灯亮多了。哈萨克族牧民叶尔肯正用“北京牌”收音机听天气预报，里面说明天有寒流，他赶紧往羊圈里加了些干草——这收音机是用两只羊换的，以前只能听风声，现在能提前知道天气，羊群损失少了一半。
“李工程师，啥时候能给羊圈也接个灯？”叶尔肯比划着，“夜里狼来了，灯一亮就能吓跑。”
李明远笑着说：“下个月就拉，给你装个100瓦的，照得跟白天似的。”他指着远处的电线杆，“这线不仅能送电，还能当界碑的‘眼睛’，哪里有动静，哨所马上就知道。”
天色渐暗，马灯和电灯的光在边境线上交织，像一串跳动的星子。老周牵着马，看着电线杆的影子在地上拉得很长，突然觉得这铁家伙比界碑还实在——界碑立在地上，这线却能通到心里，让边境的日子，也能和内地一样亮堂。
九、发展的“根须”
1963年春天，李明远再次踏上兰新铁路，列车已经能直达阿拉山口。车窗外，红柳丛围成的固沙方格连成片，像给戈壁铺上了层绿网；棉田里的收割机在移动，像白色的小船航行在绿浪里；远处的电线杆排成线，把电流送向一个个村庄……
他翻开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第一页是五年前画的草图，歪歪扭扭的铁路线旁，写着一行字：“让戈壁长出粮食，让边境亮起灯光”。现在，这行字旁边，已经记满了密密麻麻的数字：棉田面积扩大了80万亩，电厂装机容量翻了三番，边境村寨通电率达到70%，民族贸易额年均增长25%……
“李工程师，到阿拉山口了。”列车员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窗外，一列来自苏联的货车正在会车，车厢上的cp”标志在阳光下格外醒目。但李明远的目光，却落在了旁边的国产货车上——上面装着新疆的棉花、甘肃的化肥、陕西的机器，正准备驶向内地，驶向更远的地方。
他突然明白，发展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奇迹，而是像红柳的根须，在看不见的地方一点一点延伸，扎进土壤，汲取养分，再慢慢长出枝叶。从修铁路时的渗水管，到电厂的余热锅炉，从棉田的滴灌管，到边境的电线杆，每一件“土发明”、每一次“小改进”，都是这根须的一部分，看似微不足道，却让这片土地有了底气。
列车鸣着汽笛继续前行，车轮碾过铁轨的声音，像一首沉稳的歌。李明远望着窗外渐渐泛绿的戈壁，知道这歌声里，有铁路工人的号子，有电厂工人的汗水，有棉农的笑声，有牧民的马蹄声……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就是这片土地最真实的心跳，是比任何宏大叙事都动人的“发展史诗”。
而他要做的，就是继续守护这些根须，让它们在风沙里扎得更深，长得更壮，直到有一天，这片曾经荒芜的土地，能像内地一样，开满属于自己的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