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六年中秋节的时候，纺织工坊里灯火通明，三十多名女工分成两班，守着嗡嗡作响的纺纱机和咔嗒咔嗒的织布机。今天是交货的最后期限，马老爷订的一百匹细布必须赶出来。
春娘在工坊里巡视，脚步轻快。她今年三十有五，眼角有了细纹，但眼神明亮，腰背挺直。“三号机，纱线张力调紧些；六号机，梭子该上油了；质检区，那匹布边有瑕疵，返工！”
指令清晰，女工们应声而动。半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混乱，现在却井然有序。春娘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她一个不识字的农家女，竟能管理这么大的工坊。
“春娘姐，你看这个。”秀云拿着刚染好的布样过来，是一匹靛蓝色的细布，颜色均匀鲜亮，“用了新配的媒染剂，固色好多了。”
春娘接过布样，对着灯光细看，又揉搓几下，颜色不脱。“好！这个配方记下来，以后就用这个。”
正说着，工坊门口传来孩子的哭声。一个年轻女工慌忙放下手中的活跑出去，是她的女儿，才三岁，想妈妈了。
“把孩子带进来吧。”春娘说，“别在门口哭，影响大家。”
那女工感激地抱起孩子，坐到工位旁专门设的“育儿角”——这是春娘提议设置的，用布帘隔出的小空间，有简单的玩具，哺乳期的女工可以在此喂奶，稍大的孩子可以在此玩耍，有专人看护。
这个小小的举措，让许多有孩子的妇女能安心上工。以前她们要么把孩子锁在家里，要么背着孩子干活，既危险又低效。现在，工坊成了半个托儿所。
“春娘，你这个主意真好。”王婆婆一边接线一边说，“我儿媳妇能来上工，全亏了这育儿角。她手艺好，一个月挣的工分比我儿子还多。”
春娘微笑。她知道，妇女就业的增加，正在悄然改变新家峁的家庭结构和社会观念。
中秋节后，李健让钱老倔做了一次人口和经济普查。结果令人振奋：
新家峁联盟现有人口三千八百七十六人，其中十六至五十岁的妇女一千二百四十三人。
而在纺织、成衣、食品加工、学堂教育、医疗护理等行业的妇女就业人数，达到了六百五十八人，就业率超过五成。
“五年前，咱们这儿妇女除了下地帮工和家务，几乎没其他活路。”
钱老倔指着账本说，“现在，光是纺织工坊就雇了一百五十名女工，成衣坊六十人，学堂女先生十二人，医馆女护士八人……这还不算在自家作坊干活、计件取酬的。”
李健翻看详细数据：纺织女工平均月收入三十工分（相当于三斗米），技术骨干如秀云这样的能达到五十工分；学堂女先生月收入二十五工分，但受人尊敬；医馆护士二十工分，但包食宿。
而同期，男劳力在农业、工坊、建筑等行业的平均月收入是三十五工分。妇女收入已经接近男性，有些技术岗位甚至反超。
“更重要的是，”钱老倔压低声音，“现在家家户户，女人说话管用了。以前买只鸡都要男人点头，现在女人自己挣工分，想买布买头花，自己就能做主。”
李健点头。经济独立是人格独立的基础，这个道理在哪儿都一样。
但变化也带来了新问题。
这天下午，李健正在看炼钢试验报告，一对年轻夫妻吵吵嚷嚷地找上门来。男人叫赵大柱，铁匠铺的学徒；女人叫翠花，纺织工坊的挡车工。
“李盟主，您评评理！”赵大柱气呼呼地说，“她现在是能耐了，挣得比我多，回家就摆谱！饭不做，衣不洗，孩子不管，全扔给我娘！”
翠花不甘示弱：“我一天在工坊站六个时辰，回家累得骨头散架，就不能歇歇？你娘整天叨叨我，说女人就该伺候男人。我挣的工分都交家了，怎么就没话语权了？”
典型的传统观念与现代现实的冲突。李健耐心听完，问赵大柱：“大柱，你一个月挣多少工分？”
“二十八分。”
“翠花呢？”
“三十五分。”翠花挺起胸。
“你看，翠花挣得多，对家里贡献大。家务活是不是该重新分分？”李健说，“不是女人必须做饭洗衣，而是谁有时间、谁擅长，谁就多做些。你娘年纪大了，带孩子辛苦，可以请个帮工——你们俩的工分加起来，请得起。”
赵大柱愣住了。他从未想过可以请帮工。“那……那不成地主老财了？”
“不是地主，是劳动分工。”李健解释，“你把时间省下来，多学技术，将来升了师傅，挣得更多。翠花也能专心工作，提升技能。家里日子好了，老人孩子都舒坦，不好吗？”
翠花眼睛亮了：“李盟主说得对！大柱，我听说铁匠铺要招淬火工，那个技术含量高，学成了月薪四十分。你去学，我支持你！”
赵大柱挠挠头，气消了大半。“那……那我试试。”
李健趁热打铁：“这样，你们回去开个家庭会，把各自的工作时间、收入、家务需求都列出来，做个计划。家务可以分工，也可以请人帮忙。记住，夫妻是合伙人，不是主仆。”
夫妻俩若有所思地走了。李健知道，这样的矛盾会越来越多，但这是进步的阵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