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人们笑倒一片。那日后，“澡”字竟在洗衣台边传开了，不识字的老妇也会指着说：“这是咱洗澡的澡。”
刘郎中的“显微镜”是澡堂外最吓人的物什。其实只是水晶磨的放大镜，可当他把一滴池水放在镜下让人看时，所有人都白了脸。
“我的娘！水里游着这么多虫！”
“这……这我昨天还喝了！”
刘郎中又取来块没洗的手巾，镜下更是触目惊心——纤维间爬满细小的黑点，有的还会动。
“这些就是病根。”老郎中声音沉，“手不洗，衣不净，水不洁，虫就入口入身。”
视觉的冲击比万句话都有力。那日后，工坊的洗手处排起了队，肥皂用得飞快。有工人洗手后还凑到镜下看，确认“虫没了”才安心。
洗手歌也从学堂传到了工坊。上下工时，汉子们边搓手边哼：“水清清，皂香香，搓搓手心搓手背……”调子粗犷，却认真。
最顽固的老匠人陈瘸子起初骂“穷讲究”，直到他孙子因腹泻差点没命，刘郎中说是吃了不净东西。老头儿跑到洗手处，把手搓得通红，老泪纵横：“我洗，我天天洗……”
厕所革命起初遭了大笑话。旱厕改粪尿分离，要在便坑下分设两槽，尿槽接陶管导尿，粪槽定时清掏。有老农蹲坑时尿偏了，溅了一鞋，骂咧咧说：“拉屎还分家，多此一举！”
可当第一车发酵好的粪肥运到田里，庄稼眼见着蹿高时，骂声变成了赞叹。尿稀释后浇菜，菜叶肥嫩；粪肥混草木灰，麦穗沉甸。农组算了笔账：这么用肥，一亩能多收三成。
“香，真香！”老农们蹲在地头，抓把粪肥闻，竟不嫌臭了——那是粮食的香。
厕所卫生也好了。定期撒石灰，蚊蝇少了，气味淡了。有外村人来赶集，如厕后惊讶：“这茅房比我家灶房还干净！”
干净成了体面。相亲说媒时，女方家人会悄悄去看男方家茅房——若整洁，便是勤快人家；若污糟，再好家境也要掂量。
崇祯七年夏末，新家峁的议事堂里，人口账册堆成了小山。钱老倔拨着算盘珠子，报出那个数字时，自己都顿了顿：
“连本村带卫星村、同盟村、散居户……拢共九十八万七千六百余口。”
近百万。李健沉默着。七年前他刚来时，这里聚了不到三千流民，为一口粥能打破头。如今，百万人在这片土地上讨生活，吃他推广的粮，用他督造的器，学他编的书，守他立的规。
重量沉甸甸地压在肩上。
可当他走出议事堂，看见澡堂外排队的人群——男女老少，提着小篮，篮里装着干净衣裳和自家皂——那份重量忽然轻了些。
他们在笑。孩子嬉闹，妇人闲话，老汉眯眼晒太阳。排队等待的，不是赈粥，不是施药，是洗澡，是洗衣，是最寻常却也最难得的洁净。
一个老妪牵着孙儿路过，认出李健，颤巍巍行礼：“盟主，我家小三子……上月病得差点没了，刘郎中说是不净闹的。如今日日洗手，病好了。”她撩起孩子衣袖，胳膊白净，“您瞧，多光溜。”
李健摸摸孩子的头。小手温软，指甲缝里没有泥。
他忽然想起前世读史，那些宏大的变革、壮阔的战争、显赫的名字。而此刻，在这乱世一角，百万人用肥皂洗净手，用清水冲净身，用最简单的干净，对抗着整个时代的污浊与绝望。
这对抗无声，却比任何金戈铁马都坚韧。
入夜，澡堂歇了。刘秀芹提灯巡视，查水阀，看火灶，检废水池。月光从高窗泻下，在水池表面碎成银粼。
她想起白日里方以智说的话：“《礼记》云‘五日则燂汤请浴，三日具沐’。古之礼制，今成百姓日常，此乃真教化。”
教化。这词太大，她不懂。她只知，经她手熬出的皂，流进这池子，又随水流进田，最后长成粮，回到人嘴里——这是一个圈，把脏的洗净，把废的变成宝，把日子一环环扣成生生不息的圆。
远处传来梆子声。守夜的民兵在寨墙上巡逻，皮甲摩擦声隐约可闻。
更远处，黑石山实验室的灯火还亮着——杨文远大概又在试新配方，想造出去污更强的皂，或更清透的水。
刘秀芹吹熄灯，走出澡堂。夜风拂面，带着远山草木的清气，也带着寨子里千家万户安眠的鼻息。
那气息里，再没有往日的霉味、汗味、粪尿味。
只有干净的、睡熟的、人间的味道。
她深吸一口，抬头望月。
月如银盘，照得青砖澡堂的瓦顶泛着温润的光，像块刚出模的、巨大的、给这乱世洗澡的皂。
静默地，坚定地，立在崇祯七年的夜里。
等下一个天明，等下一池热水，等下一个携着污垢与疲惫走来，又带着洁净与希望离去的人。
而这样的人，有百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