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曼·冯·林登霍夫的囚禁生活，在一种混合着屈辱、痛苦与无法抑制的好奇中开始了。一个粗糙但无比结实的铁环套在他的右脚踝上，铁环内侧打磨得并不光滑，每一次移动都会磨破他那与贵族身份相称的、缺乏老茧的细腻皮肤，留下火辣辣的刺痛和隐约的血痕。一根短铁链将他与另外三名受伤的俘虏——两个脸上还带着稚气的年轻征召兵和一个沉默寡言的老兵——串在一起。他们活动的范围，仅限于这片位于营地边缘、用削尖的木桩和粗糙的绳索划出来的泥地。每当他想迈出界限一步，铁链便会猛地绷直，将另外三人也扯得一个踉跄，引来几声压抑的抱怨或麻木的一瞥。这种物理上的束缚，远比监狱的高墙更让他深刻地体会到何为“失去自由”。
腿上的箭伤救了他，让他免于被驱赶到采石场或森林里从事那些据说能累垮最强壮公牛的重活。看守们用一种带着口音的、但意思明确的话语告诉他，他应该“感谢杨头人的仁慈”。但这仁慈需要代价——他必须坐在散发着霉味和汗臭的草垫上，用双手反复进行那些他曾经不屑一顾的、属于妇孺和贱民的劳作。他的任务是编织藤筐，用粗糙的麻绳将处理过的、带着韧性的藤条缠绕、固定，形成一个个深腹的容器。他的手指很快被磨出水泡，水泡又破裂，渗出组织液，最终结成一层薄薄的、一用力就会重新裂开的嫩痂。这微不足道却持续不断的痛苦，比战场上的伤口更清晰地、日复一日地提醒着他身份的沦落。
夜晚，他们这些被认定为“有价值”的俘虏——包括他在内，一共五名低阶骑士和两名像他一样的贵族——被塞进一个巨大的、由原木和木板拼凑而成的棚屋。地上铺着还算干燥的稻草，但也仅限于此。每人发了一条虽然扎人但还算干净的亚麻布毯子，这就是全部的寝具。比起林登霍夫堡那铺着厚厚熊皮、挂着来自弗兰德斯精纺壁毯、壁炉里终夜燃着松木的卧室，这里无异于猪圈，甚至更糟，因为至少猪圈里不会有这种挥之不去的、属于一群绝望男人的酸腐气味。可当他透过木板的缝隙，看到那些普通士兵俘虏像沙丁鱼一样挤在更矮小、更漏风的窝棚里，在夜风中瑟瑟发抖时，他又清晰地意识到自己享受到了一丝“优待”。这细微的差别像一根冰冷的针，精准地刺穿了他残存的贵族骄傲，让他更加焦灼地、几乎是日夜不停地期盼着赎金谈判的消息。
然而，身体的痛苦和环境的简陋，最终会被麻木所适应。真正日夜啃噬他内心、让他无法安宁的，是透过木棚的缝隙、透过劳作时那有限的、被铁链限制的视野，所观察到的这个“杨家庄园”内部的一切。这里的一切都与他熟悉的世界截然不同，运行着一套他无法理解、却又显得异常高效的逻辑，这逻辑冰冷而坚实，让他固有的认知摇摇欲坠。
清晨，天光还未完全驱散山谷中的雾气，一阵低沉而持续、仿佛用某种金属管吹出的号角声便会准时响起，穿透薄薄的晨霭。随即，整个营地如同一个沉睡的巨人，轰然苏醒。他听到隔壁看守营房里传来的迅速起身的动静，皮革摩擦声、木床的吱呀声，然后是杂沓却并不混乱的脚步声。看守们命令俘虏用木桶从附近的溪流里打来冷水，哗啦啦地洗漱，甚至用一种会起大量白色泡沫的黄色块状物用力搓洗手和脸。那东西闻起来有股怪异的、混合了动物油脂和浓烈草木灰的味道，但他们称之为“肥皂”，并坚信它能驱散病魔，保持“卫生”。这个词赫尔曼很陌生，但看他们的行为，似乎与清洁和健康有关。
所有俘虏，仿佛被一根无形的、却无比强韧的绳索牵引着，在极短的时间内各就各位。劳作开始后，营地内外很少有无谓的交谈，只有工具碰撞声、沉重的脚步声和偶尔响起的、简短而明确的指令。就连午饭，俘虏也是按预先分好的小组排队，沉默地、快速地领取定量的食物——一碗糊状的、带着不习惯甜味的块茎（他们称之为“地瓜”），一碗几乎看不见油星的豆子汤，一块沉甸甸、能当砖头用的黑面包。没有人争抢，也没有人抱怨，只有一种近乎刻板的、高效的秩序感。这种秩序，让习惯了自家领地上农奴们的散漫、嘈杂与随处可见的污秽的赫尔曼，感到一种莫名的、无形的压力。这压力并非来自暴力威胁，而是来自这种集体行动所蕴含的、他无法掌控的力量。
当然，赫尔曼不知道的是，这是在他不知道的时候，皮鞭的功劳。
他的目光，常常不由自主地被俘虏和看守们使用的工具吸引。那些铁锹、镐头，甚至修理棚屋用的锤子和锯子，其木柄都被长期使用磨得光滑趁手，形状也似乎更贴合人体的发力方式。金属部分，无论是锹头还是镐尖，都闪烁着均匀而致密的冷锻光泽，看不到普通铁器上常见的气孔和杂质。这远比他领地上那个终日醉醺醺的老铁匠，在烟熏火燎中敲打出的粗笨、易损的家伙要精良得多。仅仅是这些日常工具，就透露出一股他领地无法企及的、扎实的工艺水平。
远处，那个被高高的木栅栏严格围起来的工坊区，则是日夜传来各种声响的综合体。不仅仅是单调的、叮叮当当的铁锤敲击声，还有一种低沉的、持续的、带着某种稳定韵律的“嗡嗡”声和“嘎吱”声，仿佛某种巨大的、不知疲倦的机械野兽在栅栏后呼吸、运转。他曾壮着胆子，向一个面相相对和善、偶尔会多给他半勺豆汤的年轻看守打听。那看守一边警惕地看了看工坊方向，一边朝河流那边努了努嘴。“水车，”他含糊地低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骄傲，“杨老爷带人弄的，不是磨面的那种。力气大着呢，能带着好几架大风箱和大铁锤，日夜不休。”
水车，赫尔曼认识，河边的磨坊主用它来驱动石磨碾磨谷物。但这里的水车，显然在驱动着别的东西，为那个神秘的工坊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动力。是锻造那些能射穿骑士板甲的弩箭的关键？还是打造那些造型奇特、却防御力惊人的板甲部件的前提？他无从得知，只能在脑海里徒劳地想象着栅栏后的景象。更让他心惊的是，有一次，在短暂的休息时间里，他瞥见几个半大的孩子，蹲在营地边缘的空地上，用烧黑的木棍在刮平的木板上画着带有精确直线、弧线和各种古怪符号的图样！他们一边画，还一边激烈地争论着什么“杠杆”、“省力”、“角度”。这几个词，还是在劳作中他学到的，不是他本身的语言，而应该是赛里斯人本来的语言。
知识，在这里，似乎并非修道院抄写员、神职人员和世袭贵族垄断的、高高在上的珍宝，而是一种可以被这些平民孩子接触、甚至使用的……工具？这个念头让他感到一阵荒谬和不安。
俘虏的食物谈不上任何美味，口感粗糙，调味寡淡，但分量固定，足以维持基本的体力。让他始终无法完全适应的是这里对清洁的古怪要求。所有人都被严格要求在指定的、挖得很深的土坑里排泄，并有专人定期用石灰掩盖。饭后，看守会监督每个俘虏用清水漱口。那些伤口化脓或生了疥疮的人，会被立刻隔离开，用一种气味极其刺鼻、闻一下都让人头晕的药水反复擦洗。那药水的气味，比他闻过的任何变质烈酒都要浓烈呛人，看守们称其为“消毒水”。赫尔曼凭借有限的医学知识隐约感觉到，这种令人不适的严格措施，似乎与那些赛里斯人几乎从不感染让人闻风丧胆的“魔鬼的诅咒”——也就是每隔几年就会席卷一地、带走大量人口的瘟疫——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他们真的掌握了抵御瘟疫的方法……这个想法让他不寒而栗，这比任何强大的武器都更具战略价值。
而那些“赛里斯人”本身，则是笼罩在所有谜团之上的最大谜团。他们的东方面孔是如此的突兀，与这片土地格格不入，但他们的语言（尽管他听不懂，却能分辨出那种流畅）和行为方式却又似乎深深扎根于此地，甚至比本地领主更高效、更有力。那个首领杨亮，身材相当魁梧，眼神更是锐利得像猎鹰，巡视时步伐稳定，很少说话，只是用目光扫过一切，仿佛能看透所有疏漏。他那个叫杨保禄的儿子，年纪似乎比赫尔曼还小几岁，有时会跟着父亲一起来。他的眼神里没有贵族子弟常见的骄纵、浮躁或者对脏活累活的厌恶，只有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沉稳，以及对各种活计——从检查藤筐的编织密度到查看铁器淬火的成色——的了然于心。他们看待俘虏的目光，严厉，却并不掺杂个人情绪的残忍，更像是在管理一群因管理不善而生了病的牲口，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完全基于利益的冷静实用主义。这种态度，比单纯的虐待和侮辱更让赫尔曼感到心底发凉，因为它彻底地、完全地无视了贵族与平民之间那套与生俱来、被他视为天经地义的尊卑秩序。他们在乎的，似乎只是“效率”和“价值”。
几天前，在反复的追问和保证下，他被允许给堂兄林登霍夫伯爵写信陈述情况并商讨赎金。一个面无表情的看守给他送来了一叠纸、一个墨水瓶和一支修剪过的鹅毛笔。当他拿起那叠纸张时，一种极其陌生的触感从指尖传来，让他差点没拿稳。
现在回想起来，这纸与他熟悉的粗糙、厚实、颜色泛黄甚至带有毛絮的羊皮纸，或者更劣质的、用破布烂麻制成的草纸截然不同。它质地均匀得不可思议，表面相对光滑，带着一种奇特的柔韧与脆硬并存的质感，颜色是一种更浅、更干净的灰白。他下意识地用指甲掐了一下纸缘，韧性很好。当时他用鹅毛笔蘸了墨水，小心翼翼地在纸面上书写。墨迹渗透得很快，线条清晰利落，却不会像在劣质草纸上那样晕染开、变得模糊一塌糊涂。他握着笔的手有些僵硬，甚至微微颤抖。现在想想，这又是一件他从未见过、工艺水平远超他认知的物事。它们是从东方带来的吗？还是他们在这里自己制造的？如果真是自造……难道这些赛里斯人，连被视为珍贵知识的造纸技艺，都达到了如此超凡脱俗的地步？这薄薄的纸张，在他手中重若千钧。
真正让他感到脊背发凉、寒意从尾椎骨直窜上后脑的，是来自那些被分配到最艰苦的采石场劳作的俘虏们带回的零星信息。那些人每晚回来时，都像被某种看不见的巨兽抽干了所有力气，眼神空洞，步履蹒跚，几乎是一头栽倒在草铺上，连咀嚼食物的力气都仿佛失去。在深沉的夜色和疲惫的掩护下，他们有时会发出压抑的、梦呓般的嘟囔和抱怨。
“老天爷……今天，今天又来了一下……”一个脸上、头发里都嵌满了灰色石粉，连咳嗽都带着粉尘的俘虏，有气无力地揉着几乎抬不起来的肩膀，声音沙哑得像是破风箱，“那动静……我的圣母玛利亚……我以为山神发怒了，要把我们都活埋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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