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便是这一时期佛教兴盛的生动写照。而黄金，这一被视为纯净、尊贵、永恒的金属，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塑造佛国世界、彰显佛法庄严的重要物质载体。可以说，此时期的佛教用金，其规模与耗量，远超金饰在货币方面的零星运用，堪称黄金消耗的“无底洞”。
佛教用金，首先体现在宏伟壮丽的寺庙建筑与精美绝伦的佛像塑造上。《南齐书·萧颖胄传》曾记载：“长沙寺僧铸黄金为龙，数千两，埋土中。”这数千两黄金所铸之龙，虽未言明用途，但其耗费之巨已令人咋舌，可想见当时寺庙财富之丰沃与用金之奢靡。《梁书》亦云：“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
所在郡县，不可胜言。”这些“穷极宏丽”的佛寺，其梁柱、器皿、装饰之中，必然少不了黄金的点缀。
而用金量最为惊人的，莫过于佛像的铸造与装饰。北魏时期，皇家造像之风尤盛。《魏书》记载，魏太武帝曾命人用黄金六百斤铸造天宫寺释迦立像，其宏伟与奢华，不难想见。这六百斤黄金，在当时已是天文数字，若折合成“两”，便是九千六百两，足以体现统治者对佛教的虔诚信仰与不惜血本的投入。
除了纯金铸造的佛像，更多的则是采用鎏金或贴金工艺。所谓鎏金，即将金溶于水银之中，涂于铜或其他金属器表面，然后加热使水银蒸发，金便牢固地附着于器物表面，形成一层金光闪闪的镀层。贴金则更为直接，将金箔剪裁后直接粘贴于佛像表面。虽然鎏金和贴金所用的黄金并非实心，但对于那些动辄丈高的巨大佛像而言，其耗费的金箔总量同样是天文数字。
宋明帝曾造丈四金像，梁武帝亦造丈八铜像（推测其表面必施以鎏金或贴金，方显庄严）。魏孝明帝为河南洛阳永宁寺所造的丈八金像一座及普通金像十座，更是集中体现了当时皇家对佛教造像的投入。
这些佛像，无论是通体金铸，还是鎏金贴金，都需要消耗巨量的黄金。信徒们为了表达对佛陀的虔诚，往往倾其所有，捐献黄金用于塑造金身。这种宗教信仰驱动下的黄金消耗，其规模和持续性，远超任何官方的货币需求或民间的装饰需求。
寺庙不仅铸造佛像，还需抄写、装饰佛经。一些重要的佛经，会用金粉来书写，称之为“金经”，或者用金箔、金丝装饰经函、经卷，使其更显神圣与珍贵。这同样是一笔不小的黄金开销。
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黄金的货币职能虽已大大萎缩，称量单位变小，使用范围受限，但金饰在特定场合下仍能发挥其价值尺度和支付手段的作用，成为货币职能的一种补充和余响。
然而，真正吞噬巨量黄金的黑洞，却是蓬勃发展的佛教。
从寺庙的构建、佛像的铸造与鎏贴，到佛经的金书与装饰，黄金被大量消耗于塑造虚无缥缈的佛国世界，使其在宗教的光环下，展现出与货币功能截然不同却同样深刻的社会经济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改变了黄金的流向与用途，也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这一时代独特的精神风貌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