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周礼》中的‘井田制’，”李觏喃喃自语，“方里为井，井九百亩，中为公田。八家各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此制若能推行，确可使耕者有其田，贫富不至于过分悬殊。然三代之制，岂能行于今日？北方地广人稀，或尚有可为；南方多丘陵山地，田亩零散，如何划井？且自商鞅废井田、开阡陌以来，土地私有、买卖自由早已深入人心，强行恢复必致大乱。”
李觏摇了摇头——显然，他不认同简单粗暴地恢复井田制，但也不认为其精神毫无价值。他思考的核心，是如何汲取“均平”理念，设计出既能保障农民利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又不引发剧烈社会动荡的土地与赋税制度。
“或许可从‘限田’入手？”他提笔写下“限田”二字，“规定官僚地主的土地上限，超过者予以没收或收购，再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此法虽能抑制兼并，然阻力必大——朝中权贵多为大地主，岂肯轻易放弃既得利益？”
他又想到赋税制度：“《周礼》有‘以九赋敛财贿’，税目虽繁，却各有其源。今日之两税法虽简便易行，弊端亦生：‘不问垦熟，不问水旱’，百姓负担不均，胥吏因缘为奸。若能借鉴《周礼》‘什一而税’的精神，结合各地实际制定更合理的税率与征收办法，或许能稍苏民困。”
李觏的思绪如天马行空，在古今制度间穿梭。他时而眉头紧锁，时而面露喜色，手中的笔随之在纸上飞舞，写下一条条札记，勾勒出心中理想社会的轮廓。他的《周礼致太平论》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更涵盖政治、法律、教育等方方面面——在他看来，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保障，教育是根本，三者相辅相成方能实现天下太平。
“《周礼》有‘荒政十二’以备灾荒：‘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几，七曰眚礼，八曰杀哀，九曰蕃乐，十曰多昏，十一曰索鬼神，十二曰除盗贼。’如此详尽的救灾措施，今日朝廷能践行几何？每遇灾年，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皆因备荒无术、救济不力啊！”李觏想到此处，不禁痛心疾首。
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整理这些思考公之于众，以期引起当政者重视。他深知自己人微言轻，未必能上达天听，但作为儒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驱使着他不得不言。
窗外的雨不知何时已经雨停了，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洒在庭院的青石板上，反射出湿润的光泽。几只蜻蜓在水面上嬉戏，给这宁静的书院增添了几分生气。
李觏伸了个懒腰，虽感疲惫，精神却异常亢奋。他望着案几上初具雏形的《周礼致太平论》，心中满是期待。他知道，这篇文章一旦问世，必定会掀起轩然大波：赞同者会赞他深探经义、心系天下，反对者则会斥他泥古不化、好高骛远。
“管他呢！”李觏拂了拂衣袖，目光坚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李泰伯虽只是一介书生，无权无势，但愿以笔为器，唤醒世人，为大宋探寻一条富强康乐之路。纵千万人吾往矣！”
他未曾料到，不久之后，朝堂之上，一位名叫王安石的年轻人也将怀着相似的理想，试图从《周礼》中汲取改革灵感，掀起一场惊天动地的变法运动。而他的同乡——后来的理学大家程颢、程颐兄弟，以及关中的张载，也将在他的影响下，对《周礼》中的井田制度抱有浓厚兴趣，并提出各自的经济主张。
盱江书院的这场春雨，不仅滋润了江南的土地，更仿佛浇灌了一颗渴望变革的种子。李觏将继续着述讲学，他的思想如同涓涓细流，汇入北宋思想解放的大潮，与欧阳修的平实文风、王安石的变法激情相互激荡，共同谱写那个时代思想界的雄浑乐章。而《周礼》这部古老典籍，也将在这些锐意求新的思想家手中被赋予新的生命与意义，持续影响中国历史的进程。
夕阳西下，金色余晖洒满书斋，将李觏的身影拉得很长。他依旧沉浸在对《周礼》的思索中，仿佛要将这部千古奇书的每一个字都嚼碎、消化，再融入血脉，化作改变时代的力量。
他的《周礼致太平论》注定将成为北宋思想史上举足轻重的文献，为即将到来的大变革埋下一颗充满争议却又饱含希望的种子。而远在汴京的司马光与年少的王安石，或许还未曾想到，在江南这间小小的书斋里，一位先行者已为他们未来的争论与实践，开辟了一片广阔深邃的思想园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