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秀才连忙谢恩。
县官略一思索，道出上联：“秀才粮长，打粮长，不打秀才。”
这上联看似简单，实则巧妙点出了秀才粮长的身份尴尬与县官的两难境地。周围衙役和幕僚都屏住呼吸，看那秀才如何应对。
那秀才急中生智，略一沉吟便对出下联：“父母大人，敬大人，如敬父母。”
这下联对得确实工整，既点出县官“父母官”的身份，又表达了对县官的尊敬，将县官比作父母，既抬高了对方，又显得不卑不亢、合情合理。
县官听后龙颜大悦，哈哈大笑：“对得好！对得好！念你才思敏捷，今日便免了你这顿打。但下次若再失职，休怪本县无情！”
那秀才这才逃过一劫。
李文彬当时听闻此事，也暗自庆幸那秀才的机智，同时更深刻体会到生员身份带来的特权。这种特权不仅是免予杖责，更体现在经济上。
明代户口制度将人户分为粮户、官户、儒户等，官户是现任或退休官员之家，可享种种优待；儒户则是生员之家，虽未做官却是“预备官”，同样享有优待，其中最直接的便是缴纳田租时可享九折优惠。
李文彬家中有两千亩地，按正常租率，一年缴纳的田租折银约三百两。但因他是秀才、属儒户，可享九折，只需缴纳二百七十两，一下便省下三十两白银。这三十两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足够普通五口之家一年的用度。李文彬算了算，这节省的租额，相当于自家二百亩田地免了租。
想到这里，李文彬心中不禁感慨：这生员身份果然值钱。一个生员便能少缴二百亩的租，那么一个大县若有上千生员，每人少缴二百亩，一千人便是二十万亩田租！这二十万亩田租最终转嫁到谁头上？自然是那些无特权的普通粮户。
正因生员有如此优待，一种名为“诡寄”的现象应运而生。所谓“诡寄”，就是一些普通粮户会悄悄将自家田地挂靠在生员、官户或寺庙道观名下，以此逃避或减少田租缴纳。这些被挂靠的生员、官户也能从中获利，比如收取一定的“挂靠费”。
如此一来，国家赋税收入大幅减少，而负担则更集中地压在那些无法“诡寄”的中小粮户身上。
李文彬对这一现象既感无奈，又隐隐不安。他自己是规则的受益者，却也清楚看到规则的弊端。许多粮长催征困难，除天灾人祸外，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诡寄”猖獗——有田者不纳税，纳税者少田或无田，税负不公，民怨渐生。
他想起刚当粮长时，曾有远房亲戚或乡邻悄悄找上门，想把家里几亩薄田“寄”在他名下，许诺每年给予好处。起初他还恪守读书人的清高，婉言拒绝。但时间一长，他发现周围不少秀才都在做这件事，甚至有人以此为业，广收“寄户”牟利。
他家佃户里就有好几家，田产实际寄在其他秀才名下，交给他的租子比交给官府的还多些，可即便如此他们也愿意，毕竟总比全额缴纳给官府划算。
一次，相熟的老秀才私下劝他：“文彬啊，你就是太死心眼。这‘诡寄’早是公开的秘密，你不做别人也会做。你家田地虽多，多几户寄户也能分担些粮长的压力。那些寄户每年都会孝敬你，何必跟钱过不去？”
李文彬当时沉默了。他知道老秀才说的是实话。粮长这差事费力不讨好，若能有些额外收入，倒也能弥补损失。而且大家都在做，自己独善其身反而显得格格不入，甚至可能被排挤。
最终李文彬还是没完全答应，只允许一位至亲将几十亩薄田寄在他名下，权当帮衬亲戚。但他内心总觉得不妥，有负圣贤教诲，也辜负了朝廷的优待。
“唉……”李文彬轻轻叹气，摇头驱散纷乱思绪。当务之急是赶紧回去催征粮银，张县丞虽暂缓几日，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他转身离开官仓，沿青石板路往家走。江南的春天烟雨朦胧，路边杨柳抽了新绿，桃花开得正艳，可李文彬的心情却像这天气般阴沉沉重。他不知道自己这个秀才粮长还能当多久，也不知道看似平静的江南水乡之下，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暗流。
他想起明太祖设立粮长制的初衷：“此以良民治良民，必无侵渔之患矣。”太祖爷的理想美好，现实却事与愿违。良民一旦握有权力——哪怕只是催征粮食的小权力，也难免滋生腐败与惰性。而对读书人的优待本是为鼓励教化、培养人才，却衍生出“诡寄”这样的弊端，侵蚀着国家根基。
李文彬觉得自己像站在十字路口，一边是圣贤书教导的仁义道德，一边是现实中无处不在的利益诱惑与生存压力。他这个小小的秀才粮长，就像大时代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身不由己。
回到家中，李文彬顾不上休息，便召集几个得力家丁准备下乡催粮。他知道前路必然不平坦：佃户的哭诉、“诡寄”者的狡黠、官府的催促，都是他必须面对的考验。
暮色渐浓，李文彬点亮书房油灯。他铺开纸想写些什么，却不知从何下笔。窗外春雨淅淅沥沥落下，敲打着窗棂，也敲打在他心上。他默默拿起笔蘸了墨，最终只在纸上写下八个字：
“为民父母，何去何从？”
烛光摇曳，映照着他年轻而迷茫的脸庞。这场围绕粮食与权力的游戏，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