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初春的欧洲，寒风依旧刺骨。华沙的断壁残垣在夕阳下投下狰狞的影子，柏林的街道上随处可见无家可归的难民；伦敦的轰炸痕迹尚未抹平，鹿特丹的港口起重机多半锈迹斑斑。
战争摧毁的不仅是建筑，更是整个欧洲的经济命脉——农业生产仅恢复至1938年的83%，工业生产为88%，而出口总额暴跌至59%，数百万人挣扎在饥饿边缘。1946至1947年的罕见寒冬，更是给这片苦难的土地雪上加霜，德国人均每日热量摄入仅1800千卡；英国为保障民用煤炭供应，被迫全面停摆工业生产。
欧洲的困境早已传到华盛顿。一战后“盲目贷款-债务违约-经济崩溃”的循环，成为华府官员心中的阴影。时任国务卿马歇尔深知，若放任欧洲沉沦，不仅会引发人道主义灾难，更可能让苏联的影响力趁虚而入。
制定一份系统性的欧洲援助计划，已迫在眉睫。作为掌控军方核心资源、且在国际事务中屡建奇功的空军总司令，费尔多被杜鲁门亲自点名，全程参与计划的研讨与制定。
马歇尔的初步方案聚焦“大规模经济援助”，计划通过无偿拨款与低息贷款结合的方式，为欧洲注入复苏资金。方案在国务院内部讨论时，多数人表示支持，唯独费尔多提出了反对意见。“援助欧洲是必要的，但美国的每一分钱都不能白给。”
在白宫的专题会议上，费尔多摊开欧洲经济数据图，语气坚定，“一战时我们给德国的无底线贷款，最终成了坏账；如今若重蹈覆辙，不仅牺牲美国纳税人的利益，还可能养出一批‘白眼狼’。”
他的话戳中了杜鲁门的顾虑。这位总统深知国会对“无偿援助”的抵触情绪，此前对希腊、土耳其的军事援助已引发诸多争议。“那你有什么建议？”杜鲁门问道。
“以‘资源换援助’，让美国的投入看得见回报。”费尔多给出了具体方案，“援助资金可以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无息贷款，占比不超过40%，用于紧急人道主义救济；另一部分则以‘权益置换’的形式发放，欧洲各国需拿出相应的优质资产作为抵押——比如法国雷诺汽车的股份、德国西门子的部分专利、瑞典的铁矿开采权、荷兰的港口运营权。”
他进一步解释：“这样做有三个好处：第一，美国的援助不再是‘打水漂’，这些股份和专利未来能带来持续收益；第二，通过资产绑定，能加深欧洲与美国的经济联系，遏制苏联的渗透；第三，能堵住国会的反对声音，让计划更容易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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