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四年的夏天，河套平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繁忙景象。新迁入的流民在分得的田亩上挥汗如雨，官道上运送物资的车马络绎不绝，工造司叮当作响的锻打声与蒙学堂朗朗的诵读声交织，构成一幅生机勃勃的画卷。
然而，张明远与核心决策层深知，人口的增加、物资的丰沛，仅仅是“量”的积累。若要真正让“大同”之路不可逆转，必须在“质”上实现突破，将新的思想与秩序，彻底融入这片土地的肌理。深耕的时刻到了。
首要之事，便是 《大同典要》的全面推行与教化。
此前，《典要》更多是官吏行事、断案的准则。如今，张明远下令，由徐庶总领，陈琛、潘濬、石韬及弘文馆精英全力参与，开展一场自上而下的“明法运动”。
各级官吏，从郡守到最基层的亭长、里正，必须分批前往逐鹿城或在郡治，接受为期不等的《典要》轮训。徐庶亲自授课，不仅讲解条文，更结合朔方吏治案、安丰县案等实例，剖析律法精神，强调“法为公器”的核心。
“尔等手握权柄，非为作威作福，乃为**服务府民，守护公义**！”徐庶的声音在讲习班上回荡，“《典要》非是束缚尔等的锁链，而是保护尔等不行差踏错、亦是保护万千黎庶不受欺凌的铠甲！望诸君谨记，**尔俸尔禄，民脂民膏**！”
这番训诫，伴随着严格的考核，让许多原本只是机械执行命令的官吏，开始真正思考自身职责的意义。
对于普通民众，教化则采用了更灵活的方式。各屯堡、市集的公告栏上，除了政令，开始定期张贴用大白话和图解说明的《典要》核心条款——“为何要纳税？”“遇到纠纷如何告官？”“胡汉为何要共守规矩？”。由讲武堂退役老兵、蒙学堂先生、乃至潘濬这样愿意深入基层的官员组成的“宣讲队”，定期在田间地头、市井茶棚，用最朴实的语言，向百姓解释律法，回答疑问。
起初，百姓只是好奇围观。但当他们发现，依据这些条文，真的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胥吏的额外摊派，真的可以在纠纷中得到相对公正的裁决时，一种微妙的变化发生了。那部曾经高高在上的《典要》，渐渐变成了他们日常生活中可以触摸、可以依靠的“道理”。
与此同时，另一项关乎未来的深耕——新式蒙学教材的编纂与推广，也进入了关键阶段。
弘文馆内，争论异常激烈。以徐庶、石韬及部分北来年轻士子为代表的一方，力主教材应打破传统经学藩篱，大幅增加算学、农工常识、地理概要等实用内容，并将《新世言》中关于协作、公平、勤劳的核心思想，融入识字课本与道德故事中。
“孩童如白纸，当先授其立身存世之实学，塑其明辨是非之公心！而非空谈玄理，禁锢其思维！”石韬据理力争。
而几位被延请来的、学问深厚却思想保守的老儒，则对此痛心疾首，认为这是“舍本逐末，败坏根基”，“不读圣贤书，何以知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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