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僵局，张明远亲自出席了最后一次定稿会议。他没有直接支持任何一方，而是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诸位先生，我等创立‘玄鼎’，所求为何？是培养出皓首穷经、却于民生无补的博士，还是培养出通晓实务、心怀公义、能共同建设并守护这新家园的**新一代府民**？”
他目光扫过在场每一位学者：“旧式的经典，自有其价值，可作为部分学子深造之选。然蒙学之基，当为生存之能、协作之理、公正之心。我们要教的，是让孩童知道粮食如何长出，器物如何打造，律法因何而立，不同族群为何要和睦相处！这，才是我们这条‘新途’需要的根基！”
府主一锤定音。新教材的编纂方向得以明确。很快，一套名为《启明新篇》的蒙学教材开始试印。书中图文并茂，既有“人、手、足、田、工”等基础识字，也有“粟米生长歌”、“铁犁锻造图”，更有“李顺将军守边”、“徐御史斩贪官”等依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宣扬勇敢、公正、守法精神的小故事。
教材首先在逐鹿城及几个条件较好的屯堡蒙学堂试用。效果立竿见影。孩童们对贴近生活的内容表现出极大兴趣，那些蕴含新理念的故事也在他们心中悄然播下种子。许多家长在听了孩子的复述后，也对“大同”之道有了更直观的理解。
然而，深耕总会触及坚硬的石块。
新教材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在一些偏远屯堡，尤其是由思想保守的老吏或旧部头目管理的地方，抵制情绪强烈。他们或阳奉阴违，继续偷偷使用旧教材；或散布流言，称新教材是“妖书”，会让孩子“忘祖忘本”。
消息传来，徐庶眉头紧锁，正欲派监察司强硬推行，潘濬却提出了不同建议。
“元直，堵不如疏。此非朔方贪腐，可依律严惩。此乃观念之争，需以理服人，更需……示范之功。”潘濬道，“可遴选一批学完《启明新篇》的聪慧幼童，与仍读旧书的同龄孩童，于大庭广众之下，考较其识字、算数、乃至对日常事理的理解。优劣高下，一目了然。同时，可令各地官吏，将其子弟率先送入新式蒙学。”
徐庶采纳此议。数日后，在逐鹿城广场，一场别开生面的“蒙童较技”举行。结果毫无悬念，学习新教材的孩童在实用识字、简单计算和生活常识上，远胜只知死记硬背旧经典的孩童。这场公开的对比，胜过千言万语的说教，极大地推动了新教材的认可度。而各地官吏见府主、徐御史、潘副使等重臣皆将自家孩童送入新学堂，也纷纷效仿。
思想的深耕，如同春雨润物，悄然改变着这片土地的质地。《大同典要》与新式教育，如同两条不断延伸的根系，一者规范当下，一者塑造未来，共同支撑着“玄鼎”这棵新苗，向着更深处扎根，等待着破土参天的那一日。
外界，曹操在舔舐伤口，孙刘在勾心斗角。而北方的河套，则在沉默中，进行着一场更为深刻、也更为根本的变革。
